金庸带给华文世界的文化遗产和记忆，在新加坡也有它独特的烙印和作用。这样的记忆正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移民社会演变而来的一部分，我们在重温他的著作时，他在新加坡的这段时代背景也应是值得再认识的。


金大侠才走没几天，邹文怀也离世，一周里，华人世界几代人因他们而共同拥有的文字品味与文化记忆，有种戛然而止的错愕。


可以预见，金庸的武侠著作和经改编的影视作品，以及邹文怀监制或出品过的电影会如所期待地重新包装面市，人们的感怀需要有所寄托。就有报道引述中国购物网天猫公布的数据，10月30日金庸离世当晚有万多人上天猫购买他的小说，4小时里抢走了25万多册，当中最受欢迎的是《金庸全集》，最热卖的单册是《天龙八部》。而在杭州、厦门、成都等中国多个地方的实体书店也一样缺货，出版社需要加印他的书籍。


金庸效应也出现在网络游戏。朋友圈这几天传来“你是金庸小说里的哪个人物”的心理测验，大家在自我测试和互相比较时，以不同的方式重温小说中的人物，延续自己与金庸的小说情缘。


报社里的年轻同事说，她感觉到周围的人对金庸离世的氛围是很释怀侠气的，并非一般会有的沉重感伤，也许这是金庸侠骨豪情的感染力。


中国有个叫“核心商业机秘”微信账号，上周贴了一则“中国最幸运的一群人：1962－1972年出生的人”的文章，图文并茂地列出这个出生代的群体怎么幸福：他们躲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有粮票就有吃有喝，虽然是粗茶淡饭。他们避开了计划生育，有兄弟有姐妹。他们生子时，母乳基本上是主流，奶粉没听说有毒。他们读书的时候，国学经典已经滥觞，世界思潮大肆涌入，传承与革新集于一身。他们与世界同步进入信息社会，电脑工具已融入生活，是中囯信息时代的开拓者等等。文章除了缅怀失去的快乐童年，主要是勉励中小企业看准当前的动荡商业局势，把握时机做好投资。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在好些方面也是幸运的一群，见证了好些新旧制度与建设的交接，虽然未必是顺利过渡，受影响的人需要很大的调适与改变。


那是新加坡建国后快速发展经济和大事进行基础建设的10年，公积金制度和建屋发展局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先后设立，不少人的家庭也从童年的甘榜时光过渡到少年或成年时的高楼组屋排排起年代。


在教育领域，新加坡的六七十年代也见证了双语教育的贯彻，以及华校在70年代末进入末期之前，先后经历了文字读音从注音符号转换到汉语拼音、文字书写从繁体字转换到简体字的过渡。这个年代群，也因此能在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游走，看金庸小说，无论是哪种字体版本当然也不成问题。


金庸的武侠作品在新加坡，因此也有它的时代历史意义。无论是先在《南洋商报》或后来在他1967年3月合办的《新明日报》里追看他的连载武侠小说的读者群，或是后来直接从书里追看江湖侠士与轶事的不同年龄代本地金庸迷，这样的体验和文化记忆是特别的，那是本地华文圈延续中华文化情感与华文兴趣的一环，也是当时华文圈在社会与教育转型时许多人的精神小品。


每个年代都有它的文化记忆与历史记忆，而经历世纪之交和几重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他们的经历、视野和心得更是国家和社会的重要记录，也是构成国家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有助下一代在不会停息的各种变革中积累前面的教训和经验，规划出更符合人性与社会需要的转型方案，让受不同程度影响的社群都能更从容地调适、融入。


与此同时，在处理国家社会的共同记忆时，也不可能有一刀切的方案来加以规范，什么是什么不是。人们对事物与社区记忆的情感，有时比实际需要更难衡量与判断，官方在选择放大某种文化和历史记忆时难免有其政治和社会因素等考量，人民与社区本身也有他们自己的情感需要和选择。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也设法认识不同层面与社群的记忆需要。


中国作家、当代文学研究者与批评家李陀和北岛联合主编的《七十年代》，是一本收录了30篇知识分子文章，对上世纪70年代的追忆和回顾的书籍。书在2008年出版，李陀在序言中强调，这本书和当时盛行的怀旧风气无关，而是要“借重这些文字来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他和北岛也希望读者能通过这一篇篇不同个人记忆的文章，直接和“昨天”对话。对他来说，同等重要的是，“昨天”不能为哪一个群体独占。为此，他很遗憾编这本书时时间和力量有限，无法广纳知识分子以外的群体的个人记忆，希望下来还能编成多卷本，记录中国不同群体的70年代记忆。


国家和无数个人的历史记忆的确是多层面的，我们在向联合国申请把小贩文化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小贩文化是新加坡社会民间记忆与社会变迁的一面，新加坡的多元社会还有许多面。新加坡在今年4月也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最近在一个演讲中提到，国家文物局已着手记录非物遗清单上的项目，并且与各领域的国人合作，包括与高等学府及社区团体合作开展调研，记录新加坡的传统、习俗、工艺和节庆如何演变。她相信假以时日，清单将逐渐记载新加坡丰富多元的文化遗产。


金庸带给华文世界的文化遗产和记忆，在新加坡也有它独特的烙印和作用。这样的记忆正是新加坡多元文化、移民社会演变而来的一部分，我们在重温他的著作时，他在新加坡的这段时代背景也应是值得再认识的。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副总编辑 gohshe@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