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方设法
信任是要努力经营的，不会因为你是父母、记者、政府或管理公司，就会自动信任。信任要花时间争取，通过相处和观察才能萌长。
上周四，我在坐拥168摊美食的旧机场路小贩中心走了几圈，了解社会企业接管一年后的实况。
完成一个多小时采访后，我点了排长龙的炒福建面和等号码的罗惹，再加一杯咖啡和甘蔗水，找了一个清风拂面的角落，打开电脑写稿。
旁边桌一对年轻女生在喝咖啡，轻笑着聊了一个多小时，桌边还放了一个行李箱，看似刚从“新机场”直奔“旧机场”。
小贩中心比过去明亮干净多了，几年前我兴致勃勃带亲友享用绝顶美食，小朋友却嫌环境有点热和脏乱。如今恍如时空错置，此情此景一度感觉来到“没冷气的咖啡厅”。
当天这里还在风口浪尖。上月23日，何姓网民在面簿为小贩请命，贴文两天内疯传5000次，指有小贩签下不合理合约，条款包括若在原本休假之外不开摊没通知，就会遭管理公司惩罚；合约也强制必须工作超长时间。有老小贩向他感叹，这样干脆提早退休。
一石激起千层浪，网上群情汹涌，感叹社企业者何时竟成了小贩的“老板”。
但该区议员和接管小贩中心的职总富食客都迅速公开纠正，表明除了两摊新签约小贩须每天营业至少八小时、每周休息一天之外，其余小贩的营业时间都没硬性规定，管理公司“不会惩罚也不曾罚款”。
跟几名“包打听”小贩聊天后，经过一番观察，一个小时后我幸运找到正在跟小贩聊天的何姓网民。
这名教育工作者再三拒绝受访，我旁听他跟小贩解释，他在网上发言纯粹转述小贩心声，“更开心被证明自己是错的”。当天傍晚他就撤下贴文。
过后找到抗议不合理条约的阿嫲小贩，她坦言“只是听顾客说的”，自己没受影响。新签合约的小贩也说，签约时清楚选择营业12小时，知道每摊都得贴上标明营业时间的贴纸，但其实管理公司“闭一只眼”，虽然要求“讲一声”，但不开摊或提早收档也从未被罚。
过去三周，我跑了五家社会企业经营的小贩中心，顺便观察两个传统小贩中心，并跟进报章来函和网上言论。综合反对社企模式的小贩和网民的想法，听到两种“阴谋论”。
一指政府要通过外包给社企“甩包袱”，从让社企管理七家新小贩中心、接管六家现有小贩中心，迟早接管全岛114个小贩中心。二指政府让管理食阁和咖啡店的餐饮集团“打击”受大量津贴的小贩中心，最后把他们全都“食阁化”，收取市场价格。
这些论点的核心都是在质疑，环境局管得好好的，为何要外包？多了一层中间人，肯定在商言商，以“社会企业”之名行加重小贩负担之实。
撇开推论动机的阴谋论，这些核心课题值得探讨，尤其针对社企模式“管太多”、小贩“成本高”，该怎样调整才合理？目前小贩中心情况是否理想？
我国约有6000个小贩中心熟食摊，近四成从第一代传下，月租获大量津贴，只付象征式的192元或320元，有些摊主选择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开档，甚至私下非法转租或“顶给外国人”。长此以往，食客经常扑空，纳税人也未必同意这样的“津贴”。
如何控制成本、妥善管理？要继续适度津贴，还是全凭市场供需运作？该规定开摊时间以保持中心活力，还是让小贩凭智慧和需求做主？如何平衡，得出双赢方案？政府的监管角色看来依然关键。
回到阴谋论，一切的臆测，看来都是出于不信任和缺乏沟通。当期望越来越多元，需求越来越巨大，公务员已无法像建国初期“什么都自己来”。适度外包、借助私企专长，或许是解决繁杂问题的出路。
但信任不能外包。就像父母再忙不过来，也不能把教养责任外包给女佣和老师；记者采访任务多到“压力山大”，也不能把采访求证的责任外包给网民的报道；作为人民父母官的公务员，也不能把关心民情和掌握实况的责任，外包给社会企业。
孩子、受访者和人民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一切看在眼里，写在心底。
信任是要努力经营的，不会因为你是父母、记者、政府或管理公司，就会自动信任。信任要花时间争取，通过相处和观察才能萌长。
最近跟“劳资政”（小贩、社企业者和当局）密切联络，我看到建立互信的希望。从部长到环境局团队，都频密到小贩中心听民声解民情；社企业者也卷起袖子，为促进人流、减低成本、提高生产力绞尽脑汁。
更让人窝心的是，我听到小贩在“贩咖”反馈会议强调小贩“有要求，也要有付出”，建议午餐免费停车吸引顾客，额外费用可由摊贩和管理公司“一人一半”分担。
谈到建立信任，我想到丹戎巴葛区一名女小贩，八年前租赁组屋邻居借钱不还，反报警诬赖她打人，她拨电给选区工作人员申冤，过后居然接到当年高龄87岁的建国总理李光耀来电，听她倾诉近20分钟，还鼓励她说“我们会跟进处理”。
建国总理去世那一个下午，我到吊唁处走访，看到那名女小贩身边的九岁女儿正捧着一束鲜花，写着“我们的祖父”。
这份信任没有外包，听在耳里，长存心底。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组执行级记者 woonwj@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