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政党或政府无法清楚阐述它在特定议题上要如何做到真正求同存异，将实施哪些政策缩小各群体间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很可能被视为立场不明确。
“跌下，完蛋。”
这是英语儿歌Humpty Dumpty中，主角蛋形人最后的下场。小时候唱这首歌，觉得蛋形人不过是一颗顽皮的蛋，他爬得高高的，结果跌下，大家接也接不住；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儿歌也可以是警世故事，里头有政治意涵，用以提醒居高位者，小心别像蛋形人那样摔下，弄得支离破碎。
在刚过去的人民行动党干部大会上，李显龙总理以党秘书长身份致辞，简单一句“Humpty Dumpty sat on the wall...fell down, finished”，就形象且微妙地以危坐墙头的蛋形人为喻，提醒行动党必须在不同的社会观点中寻找中间地带，找到它作为中立派政党的平衡，避免不慎栽跟头。
值得玩味的是，到底什么因素让李总理认为，如今的行动党有可能如蛋形人身处险境，摇摇欲坠？他提及美国当前民主“部落化”的处境，指左右两派都在搞身份政治，使得社会分裂，犹如莎士比亚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里两个势不两立的贵族家庭；但比起外部因素，笔者觉得更引人关注的，是总理同时也提到行动党若不求同存异，有从内部分化的可能性。
行动党本不是一个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政党。李总理指出，在许多课题上，党员其实观点各异，有的保守，有的开放，像小六会考的保留或取消、禁止男性同性性行为的刑事法典第377A节条文存废，大家都不一定有共识。总理举这两个例子，很大程度上点到当前两个备受争议的课题，即我国教育体系推行唯才是用原则所面对的挑战，以及特定或边缘化群体为争取利益引发的身份政治与阶级矛盾；两者不但有密切关联，若处理不当，还可能威胁到行动党最重要的立党根基。
美国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刊载的《反对身份政治》（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一文中就指出，身份政治不再是小众现象，它已成为一个能解释当今许多全球事务的核心概念，其崛起也导致政府与社会不能正确地解决财富不平等这个根本症结，造成恶性循环。
福山一方面认为，一个政党过度依赖身份政治，将导致它跟主流选民疏远，作为政治策略有其弱点。但值得探讨的是，他也提出“身份政治本身没有错”，强调这只是人们对不公正现象自然且必然的反应，只不过各派政党利用选民身份认同挑起矛盾，宁愿将资源和注意力放在文化问题的争议上，缺乏对社会不平等加剧现象的认真思考，也没有从根本改善政策。
换言之，身份政治不应成为政党或政府无作为的代罪羔羊。
因此，行动党要发挥“大屋檐”（broad tent）作用，试图包容与糅合不同的政治观点，同时采纳传统上我们会称为左派和右派的某些主张和理念，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必然是明智的，从政党的角度来看，这可确保吸引更多选民支持。但较令人担忧的是，中立派这位置有时候极其尴尬与暧昧，如果一个政党或政府无法清楚阐述它在特定议题上要如何做到真正求同存异，将实施哪些政策缩小各群体间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很可能被视为立场不明确。
政治很多时候不能左右逢源，只要看其他被身份政治分裂的社会，就知道一旦中立派政党无法提出实质且有意义的方案，让普遍大众更均匀享受国家增长的红利，任何的团结喊话都不能填补政策与新想法上的真空，后果是助长极端势力。
例如，以目前最受关注的不平等课题来看，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最近提出的电动扶梯论既形象又生动，但一直上行的扶梯其实主要还是延续政府一贯论调，不一定能有效安抚大家的焦虑。如果看到旁边电动扶梯上的人上升速度较快，即便自己站着的扶梯也在向上，心里的不平衡还是不容易消除的。
当然，唯才是用的价值理念有其积极意义，但它所涵盖的竞争、奖励与资源分配概念会产生矛盾，换来不平等的结果，这必须获得正视。行动党政府虽坚持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不是问题核心，更重要的是透过政策让每个人有能力自己往上爬，但在目前的社会氛围之下，它所面对的难题是如何激励大家认同这样的立国理念。它是否仍能以此为核心信念，凝聚众人？
《海峡时报》言论主任蔡美芬最近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为新书举行发布会时，更进一步形容领导者过去是借助不断制造新加坡神话，以凝聚共识，但如今面对前所未有政治与经济上的内外部冲击，神话正被刺破。如今行动党在政治领域面对更多竞争，竞赛场越来越拥挤是其一现象；蔡美芬所形容的“精英阶层分裂”（elite fragmentation）也值得关注，即原本被视为“体制内的人”如今在观点上可能也开始出现分歧，成为彼此的竞争者。
这样一来，总理说行动党是危坐高墙的蛋形人，感觉更真实，似乎不是危言耸听了。但毕竟是儿歌，笔者有时也会想，脆弱的蛋形人也许不一定要冒险骑墙。站在平地上，不是更能稳扎稳打？
（作者是新闻中心特稿组执行级记者 ngwaimun@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