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领导世界学术潮流数十年的一位权威“中国通”费正清，竟在逝世前两年奋力改写他的毕生代表作，完成《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一书。这个“大逆转”，才是石破天惊！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教授，前不久到报业中心开华语讲座，标题是“大逆转”，内容围绕前近代（1590年-1890年）世界里的中、日、韩。（讲座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办。）
何谓大逆转？事缘1894年的清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学者都一窝蜂认为这是明治维新的日本强，清朝的中国弱，文化落后，科学不发达的结果。艾尔曼教授在中文小册子中说，甲午战争的许多论述都是后见之明。
“我本来也以为这种叙事是对的，但当我看了甲午战争之前的一些资料，发现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他指出，海战前的欧洲，包括英国，都看好中国拥有的许多优越条件。这些发现，让他的研究产生“大逆转”。
正如主持人——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主任游俊豪在总结中说，历史学家都不轻易遽下定论，一旦发现了新资料，就会修订本身对“历史”的看法。艾尔曼教授的一席谈，是这类“大逆转”的生动例子。
由此掀开话题，请允许笔者跳到本文重点：20世纪领导世界学术潮流数十年的一位权威“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1991年），竟在逝世前两年奋力改写他的毕生代表作，完成《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一书。这个“大逆转”，才是石破天惊！
更具戏剧性的是，1991年9月12日上午，费氏亲自把这部书的原稿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他的心脏病复发，两天后逝世。费正清与谷梅（Merle Goldman）合著的《中国新史》，1992年初版，笔者在国大图书馆借阅的是2006年的第三版。
对于这个“大逆转”过程，1994年台北正中书局出版《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中译本，普林斯顿荣休教授余英时的序言（下称余序），交代了来龙去脉——此文收于《会友集：余英时序文集》（世纪文库，2010年增订版）。
其实，1949年前后费正清等“左派”学者的中国近代史论断，影响是巨大的。在费氏全盛时期的论述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几乎一无是处，抗日不力，独裁贪污腐败，因此对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的革命是“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揭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
余序也评费氏，“以前他对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导致的灾难都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如1983年《美国与中国》一书，便指“大跃进”造成的三年灾害，只是“营养不良广泛流行，也有些饿死的人。”
在福特基金赞助下，哈佛大学成立东亚研究中心，也称费正清中心，稳占“中国学”龙头。费氏见解不但在曾经拥有4万共产党员的美国大行其道，在西方学界也长期被视为权威，不可辩驳。新马一带只靠英文渠道获得对中国认知的政要显贵，也一直服膺于这样的观点。
《中国新史》又是从何而来？余序指出，费正清《新史》中的“新”，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此书是他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写，按其时间，是正当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余英时说：“‘六四’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几乎在一夜之间动摇了他们对中国大陆的认识……”
在《新史》中，费正清把“六四”称为大屠杀（massacre）。尤有进者，《新史》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版，更在页311中表示，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非不可抑制。
更微妙的是，费正清在页312批评了历来西方史家对中国内战所持的“成王败寇”观点，草率地把共产党根据地延安说成中国未来的希望。他劝学者对中共如何兴起多作研究。谈论“大跃进”时，他振笔直书饿殍有“两三千万”之众；论定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惊人的破坏”，那就不在话下了。
应当指出，费正清完成于1991年的《新史》，其影响力是大大不如其旧著的。在中国大陆，《新史》便未能引进出版。再说，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眼见巨变，乃于1992年南巡，以本身的权势继续推行经济改革（尽管是局部的），主张韬光养晦。美国则沿着尼克逊—基辛格路线，对华实施温和的engagement（接触、合作、影响、改变），相安无事。
至于为什么近期以来，有人说“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因为美国“联中抗苏”的时限已过，还是有别的战略考虑，那就得另作研究了。
余教授认为，费正清当年大逆转，八十多岁高龄，拼了病躯也要完成“晚年定论”，是表现了“学人的良知”。事实上，古往今来，“历史”总是缠绕着时人，不能说忘就忘的。否则，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时，不会突如幽魂附身，猛然醒悟二战时美中（中华民国）曾并肩做了五年盟友。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