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年独立时，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好斗，彼此对峙，不把对方当朋友或邻居，而是视为竞争对手。但印马对抗后，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发觉对抗无法带来任何好处，因此建议团结亚细安五国。”
这段有关亚细安如何于1967年成立的历史，我曾在无数个场合听过，但当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在总统府欢迎午宴上再次提及时，却似乎具有不一样的穿透力。
这无疑与93岁的马哈迪曾亲身经历过那段动荡起伏、兵戎相见的岁月有关。尽管亚细安成立时，他尚未担任首相，但已在1964年步入政坛、担任马国国会议员。
或许正因为残留在他那一代人记忆中的画面如此鲜明，造就了他们骨子里的一份坚守。诚如新加坡国际事务学会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在评论中所说：“对于像马哈迪那一代经历过殖民统治和独立建国的人来说，他们对暴力、战争和受压迫，的确是深恶痛绝的”。
这不禁使我联想到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在授权传记《高难任务》中所提到的“腹中的一团火”（fire in the belly）。他忆述，已故建国元勋拉惹勒南曾经批评第二代领导团队少了这团火，对治理和领导缺乏热忱。
过去两天在第33届亚细安峰会及系列峰会采访，我不禁思索，对于我们这一代未曾经历过动荡年代的国人，亚细安的概念是否还能引起共鸣？在安逸的时代，少了那种为生存而必须与邻国抱团取暖的紧迫性，少了历史记忆做为柴薪，是否还能生出腹中的熊熊烈火？
今年3月，教育部宣布将更新国民教育方针，其中一个教学目标便是，让学生意识到“身处一个较难以预测的世界中，有哪些现实因素影响着我国”。
我还记得在本世纪初念小学时，社会知识（Social Studies）课本还停留在对建国初期历史事件的单调陈述，如上世纪50年代的玛丽亚赫托种族暴乱和福利巴士暴动。
未来，国民教育若能更多地联系当前局势，无疑能让学生感觉到所学的实用和切身。但是，我们也切忌为求新而忘本，国民教育必不能脱离历史。
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上一代的历史记忆，我们即使无法身临其境，也须侧面感受。近日参观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的“犹太人大屠杀”展区，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除了照片和文字说明外，也循环播放着屠杀幸存者的自白。他们叙述了战前战后截然不同的生活、炼狱般的集中营，以及迎来解放后悲喜交杂的心情。
或许，国民教育需要的正是在课本以外，注入更多这类“第一手叙述”，无论是引导学生阅读上一代政治领袖的回忆录，或是聆听国家档案馆口述历史中心的访谈资料。
但这其中又涉及党派色彩问题。由于我国建国历程与人民行动党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多第一手资料都来自行动党政治人物的陈述，无可避免地带着既定立场和视角。尤其是冷藏行动和光谱行动等具争议性的大规模逮捕事件，一旦在课堂教学中出现所谓的“官方版叙述”，必然招致质疑。
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因担心引起争议，而在国民教育上做出妥协。随着冷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出现松动，国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了解我国的建国价值观。
我认为，要避免国民教育沦为政治宣传工具，不是一味地回避第一手叙述，而是在课堂中融入更多讨论和思考，鼓励学生自发阅读来自不同源头的资料。
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对我国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作为小国的局限与脆弱性有清晰的了解，学会甄别真假信息，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从而滋养腹中的一团火。
（作者是新闻中心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