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庄道
文物无言，但诗人余光中的《白玉苦瓜》，却以“国宝”的颠沛流离，道尽中华民族劫后重生的坚强意志。诗曰：“茫茫九州……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期间，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不断牵扯政治争议。镇馆之宝翠玉白菜，迁往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展出；还有院长人选背景问题、当局将北部院区闭馆三年整修的计划，都被外界质疑为民进党政府的政治操作，以“国宝”当作选举工具。
其实这类争议在2000年民进党第一次当政时，便开始发生。位于嘉义的故宫南院改名“亚洲文化艺术博物馆”；2008年国民党马英九上台，才称回“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部院区”。
台北故宫文物，背后是一幅悲壮的图卷！
文物无言，但诗人余光中1963年的一阙《白玉苦瓜》，却以“国宝”的颠沛流离，道尽中华民族劫后重生的坚强意志。诗曰：“茫茫九州……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皮靴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一丝伤痕也不曾留下。”
诗人说的，是1933年从北京故宫迁往南京，八年抗战藏于四川乐山、峨眉、巴县三地，抗战胜利后集中于重庆，运回南京；再因躲避内战战火而落户台湾，并在台湾境内三迁，1965年定居台北士林外双溪的那批60多万件（有实际统计数字）国宝文物。长年累月的烽火追逼，迂回曲折的舟车劳顿，开箱点算，一件不少，可谓人间奇迹。
记得以前在报馆工作，有两年得到台北代表处送赠的日历记事本，都以台北故宫文物点缀页间，爱不释手。近年，台北故宫系统性地为当地人，也为大陆客、世界观光客介绍馆藏文物，让台湾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研究的重镇与交流中心。很不巧，我在中国的豆瓣、知乎等网站上，都读到北京与台北两个故宫文物的管理而有此比较：
据北京故宫不完整统计，有六次文物严重损坏，一次文物随意丢弃，五次文物失窃，一百多本古籍善本账目混乱。
据台湾台北国立故宫完整统计，有两次善本类浸湿事故（古籍善本账册清楚，均为1950年代在雾峰北沟库房登记之账目），零失窃，零丢弃事故。（注：由于浸湿事故，孔德成辞去故宫管理委员会委员职位。）
北京央视纪录片总导演周兵所著《台北故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提到：“文化大革命时，《清明上河图》被（林彪麾下参谋）李作鹏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中”。茫茫九州，到底有几个李作鹏？让人联想到，一党专政与政党轮替两种制度下，行政监管、责任承担、公私界限等方面，或许真有不同。
依我看，大陆上有此“惊觉”，源于长久以来人们对北京故宫文物的播迁，尤其是迁台，非常不了解。一般都指蒋介石挟持这批文物，作为国民党正统治权的根据。被中共列为四大内战战犯的，除了蒋介石、陈诚两位正副总统外，就是把万两黄金运台的央行总裁俞鸿钧，以及把千年文物运台的杭立武。
笔者视黄金如粪土，但对于中华民国前教育部长与驻泰大使杭立武（1903年至1991年）的事迹，却在30多年前已在关注。1980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杭先生所著《中华文物播迁记》，作者曾到新加坡来向媒体推介。多年以后我在前《南洋商报》书库中发现此书，影印了一本珍藏。30年文物播迁，这是毫无夸张如实详尽的全纪录！
最近又在国大图书馆借到台北中央研究院口述历史丛书中的《杭立武先生访问纪录》，进一步体察这位传奇人物的一言一行。
杭立武是留学英国的政府人员，对中华文物本一无所知。1937年，侵华日军压境，南京危在旦夕。十数名外籍人士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33岁的杭立武担任委员会总干事，有如电影《辛德勒名单》中的辛德勒。但这时却接获蒋介石严令，负责把存于南京的北京故宫文物抢运入四川。陆路方面押运人是庄严和那志良两位专家，水路由杭立武护送。杭把文物送上船后，本想仍留在南京担任救人工作，但船长坚持如果杭不上船他们就不走。当时船上已挤满难民，水手抛下缆绳拉杭上船。船走不久，南京就沦陷了。
这是杭立武首次与故宫文物发生关系。之后，他多次受委，文物的抢救成了终身事业，也造就了他的个人传奇。据访问纪录所述，1949年12月9日，杭立武随行政院长阎锡山与若干政要，在成都新津机场乘最后一架飞机撤退赴台。即将起飞时，张大千乘车匆匆赶来，并带来78幅敦煌临绘壁画。飞机已经超重，坚持不下，杭立武放下三件行李换载张大千的画，并对张说，行李中有我全部积蓄二十几两黄金（当时政府以黄金发薪俸），到台北后，你的画要赠与政府。终于获得张大千签字同意。
总觉得，今天那些把故宫文物当政治足球踢来踢去的政客们，要好好回顾杭立武的生平，还有余光中的《白玉苦瓜》，一阙不朽的诗篇。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