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方设法
如今，我们似乎有用不完的自来水（只要对岸水供继续）、吃不完的蔬菜和鲜肉（只要继续多元化采购）、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只要无人入侵海陆空），但这一切对自家长辈来说，从来都并非理所当然，都得想办法努力获取。
外婆和阿嫲的家，各有一口清澈冷冽的深水井。外婆那口掘在屋外，阿嫲那口深挖在厨房天井一角，在缺自来水的年代供应丰沛的地下泉源。
两老都已过世10多年，每当想念她们，我的脑海总会浮现祖孙井边对话的情景、我蹩脚的客家话，和她们的一脸啼笑皆非。
谈到水井，我常会联想到深宫怨妇凄然跳井的古装戏桥段。自从上周一席谈，却让我想到战乱逃生和自力更生。
外婆过世后留下当年割树胶为生的一片小土地，让住柔佛小镇的小姨丈改种菠萝蜜。上周小姨丈病逝，我跟久违的大舅聊天，听他谈到二战时日军屠杀村民，当时约20岁的外婆跳井求生，奋力抓住井底的树根保住一命。
容颜秀丽的外婆30几岁就守寡，过后割胶种菜拉拔大七个孩子。因到处打工颠沛流离频搬家，大舅小学就念了四所，放学后还到杂货店打工到深夜。为供弟弟读书和养家，年年拿第一的我妈也在小六后辍学当女佣，一度跟洋雇主到北马，多少个夜晚因想家而埋在枕头里抽泣。
新加坡有恩于外婆。上世纪60年代初她在橡胶园遭农药和蟾蜍毒气所害而病倒，辗转住院好几年，因付不了医药费而打算到新柔长堤跳海自尽，幸好岛国一家教会医院负责人急难关头对她说，救命要紧，不收一分医药费。
多年后，创业有成的大舅回岛国捐钱代母报恩。他也常带家人回乡，走访当年吃苦的老地方，确保衣食无缺的子女，无论待人接物都保持谦和节俭。
战乱逃生和自力更生的另一名寡妇，是我的阿嫲。1943年10月，日军在柔佛新村展开灭村屠杀，全村人到森林逃难，阿嫲抱着七个月大的我爸和另三名儿女，阿公担心妻女受寒，冒险回家拿衣物。村民担心婴孩哭声败露行迹，拒绝让阿嫲跟大队，结果全村人却遭日军发现而全罹难。
劫后余生的母子五人回家后，赫然惊见阿公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在炉灶上。祖母不堪打击而崩溃，过后住院两年治疗心理创伤。
我爸前阵子提笔，并口述让我录音记下这段历史点滴，那也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看他哽咽落泪。
向来人前坚强的他在录音中说，没想到两夫妻、父与子就这样阴阳永隔，从有记忆开始的人生头两三年，他每天都走到路口等妈妈回家。等到快三岁时，病愈出院的妈妈终于回来，在黄沙飞扬的路口，两母子久别重逢，抱头痛哭。
此后阿嫲种菜和养鸡养鸭，一样孟母三迁讨生活，艰难养大孩子。
我的双亲在成长岁月都没有爸爸，物质和心灵都匮乏，却倾尽心力，努力给孩子们温暖的家。
外婆和阿嫲从中国逃难来南洋，追求美好的世外桃源，却经历可怕的战乱磨难。她们关键时刻侥幸保住一条命，留住一口气，孤儿寡妇在蛮荒野村硬是活了下来，没自来水就挖井，没钱买菜吃肉，就种菜养鸡鸭，割胶打工谋生。
最近我在整理爸爸口述和笔录的自传，打算写给自家后代看，感受先辈如何绝境求生，从聆听和了解自家故事开始，向先辈致敬。
如今，我们似乎有用不完的自来水（只要对岸水供继续）、吃不完的蔬菜和鲜肉（只要继续多元化采购）、安全稳定的生活环境（只要无人入侵海陆空），但这一切对自家长辈来说，从来都并非理所当然，都得想办法努力获取。
最近很巧，与不同人交谈和阅读时，反复看到这段历史情境的不同论述。
包括最近走访泰北的国民党孤军后裔难民村，听村长说他父亲六个月大时，阿嫲抱着父亲逃过日军灭村的追杀；找资料时读到，日军侵略时执行“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无论孕妇婴孩，一概有杀错没放过。
旅台马华作家张贵兴新作《野猪渡河》以华丽冷酷的文笔论述三年零八个月的杀戮，借猪喻人，述说卖身为猪仔到南洋求生的千万华人移民，如何遭觅食的野猪侵入农地民居，并上演捕猎野猪的年度攻防战，再描写乱世里的华日英荷各色人等，无论胜者败者都残杀争夺、交媾生殖，显露与过河搵食的野猪没两样的躁动饥渴和贪婪。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则书写二战后国共内战带来的大离散，谈到父母有如“行道树”（即路边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却用脸朝上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儿女却如路人没对它多看几眼，也没兴趣停下脚步问他们是什么树，听它的来历和经历。
我很庆幸，小时候有机会坐在井边，跟外婆和阿嫲谈心，如今还能与逐渐年迈的父母谈谈人生与前途，把他们当朋友。
想到水井和路边树，再凝望曾经跟我在“两个世界”的长辈，我看到的仿佛不再是记忆中穿蓝布衫、盘发髻的外婆和阿嫲，而是躲在井底求生、一脸坚毅的姑娘，在森林脚陷烂泥、手抱男婴的少妇。每月越长堤探望的，也不再是腰背微弯的爸爸、换膝盖手术后暂时拄拐杖的妈妈，而是站在路口等母亲回来的三岁小男孩，为供弟弟读书，甘愿辍学养家的坚强小女佣。
我无以为报，只求忠实聆听、记录他们的故事。你呢？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组执行级记者 woonwj@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