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来看待殖民经验的视角，当然也不能忽视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剥削，可是结合一个铜板的两面观照，所得出的结论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真实。
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把矗立在新加坡河畔的莱佛士塑像，用特别漆料让其“隐身”，作为纪念的活动之一，引起两极反应。从“有争议就有新闻”的角度说，这当然是成功的文宣结果，至少引起关注，甚至能促进思考。
历史从来就不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特别是在这个日益纷乱的时局，解读历史更带上了浓郁的政治和现实意味。作为新加坡开埠的象征性人物，如何面对莱佛士这个历史符号，特别是由官方牵头的纪念活动，就更容易成为潜在雷区。
这离不开新加坡自身的发展经历，被英国殖民者连哄带骗地强取豪夺后，这个岛屿200年来逐渐形成自己的身份意识，最终还独立为城市国家，在强邻环视下茁壮为国际枢纽。但是地理的宿命使得它无法特立独行，还是得跟地缘政治现实取得某种妥协。
于是，对于殖民历史的评价，就难免有所争论。这种评价的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不过建国初期的生存焦虑，经济起飞阶段的埋头发财，让评价的必要性显得不那么迫切。如今衣食足而知荣辱，回顾来时路以便更安心地面对和理解当下的自己，越发成为当务之急。这也是为何开埠200年会让国人关注的原因之一。
这当中的敏感性，从一开始关于到底是“纪念”还是“庆祝”200周年的争议，便尖锐地反映出来。殖民主义让人本能地打上负面标签，所以当然不应该“庆祝”。当局强调是“纪念”活动，有效化解了争议。然而，200周年毕竟是从莱佛士登陆算起，还是无法摆脱殖民主义的源头阴影。河畔的莱佛士塑像“隐身”所引发的讨论，就说明了问题。
在这个全球贫富悬殊恶化、仇富情绪高涨、极端主义兴起的乱世，社会舆论乃至世界观的两极化似乎成为常态。追求公平让“平等”成为新的至善，可是一旦偏离了中庸之道，就会沦为另一种极权心态，要清算历史的一切不公。这个弊端在欧美社会越来越显著，多少也波及本地，影响部分国人看待自身历史的立场。
英国保守派历史学者弗格森（Niall Ferguson）认为，尽管殖民主义有值得批判之处，却不能否认其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他指出，帝国是世界历史的普遍现象，可是只有16世纪后兴起的西方殖民主义帝国，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并带动各地的发展。弗格森说，西方殖民主义帝国有六大致胜秘诀：强调竞争、科学革命、尊重产权、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这六大秘诀被带到殖民地并在当地复制，形成了环球性的现代化进程。
虽然左派学者不喜欢弗格森的观点，客观而言却应当重视他的这个历史结论。殖民主义在20世纪走入历史之后，那些接受并把秘诀发扬光大的前殖民地，大多继续发展甚至更上层楼，新加坡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由历史的长期合理性来看待殖民经验的视角，当然也不能忽视殖民帝国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剥削；可是结合一个铜板的两面观照，所得出的结论或许更能接近历史真实。
如果采纳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著名论断，在纪念开埠200年时，去追溯新加坡700年的历史，似乎有些文不对题。就如古埃及文明跟今天的埃及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今天新加坡的基因，主要是孕育且传承自200年前。当然，先于200年前确实有人类在岛上活动的足迹，值得去发掘和研究，可是刻意在纪念开埠200年时强拉进来，似乎没有必要。
西方历史研究有“时序倒错”（anachronism）一说，也就是在历史顺序上张冠李戴，错把冯京当马凉。子不嫌母丑，犹如每一个家庭都有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私一样，每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乏光荣和屈辱的篇章。这都是我们在纪念开埠200周年时所应当反躬自省的。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