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学近几十年来趋向专业化，开始从公共领域中撤退后，这次开埠200年的纪念活动，不只提供恢复长时段（longue duree）历史思考的契机，也带进大众互动，有助我们重新认识当代问题复杂的历史根源。
很多国人也许和我一样，经过新加坡河畔都不会多瞧莱佛士塑像一眼，会驻足与雕塑拍照的，更多是好奇的游客。因此也难怪新加坡开埠200年工作组这回得搞些“小噱头”，用艺术手法让我们熟悉的莱佛士“消失”又“重现”，才成功让大家重新把目光投向它。
首先是在纯白色的莱佛士塑像表层涂上一种特别的油漆。负责让莱佛士“隐身”的年轻雕塑艺术家丁凯威过去从事的是金融业，会决定让这座标志性的塑像突然消融在中央商业区的钢筋混凝土风景线中，不知是否有另一层寓意？总之，公众在下午时分经过河畔时，只要站在特定位置望向莱佛士，就会产生错觉，发现他似乎与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所设计的华侨银行大厦融为一体了。
不过几天，又有新花样。还莱佛士他洁白的一身后，同时又在他身旁另立了四个塑像，不再让他“独领风骚”。立在莱佛士前方的是充满传奇色彩、将这块土地命名为“新加坡拉”的苏门答腊巨港王子桑尼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再来是有现代马来文学之父称号的文西阿都拉（Munshi Abdullah）；在莱佛士背后，则有华人富商兼慈善家陈笃生以及印度社群领袖纳莱依那比莱（Naraina Pillai）的塑像。
四座塑像将莱佛士团团包围，此时莱佛士像即便重新现身，其作为主体所承载的含义已瞬间复杂化，至少在艺术的层面给了大家更大的联想空间；意义在现实与虚幻之间摆动，个体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也不停变换。根据开埠200年工作组在面簿上所分享，待这篇评论见报时，相信这个名为《登陆者》（The Arrivals）的系列雕塑作品已被打散，五座塑像分开伫立在新加坡河畔不同地点，又是另一番景色。
其实，自纪念开埠200年的工作宣布正式启动，而官方把新加坡历史延伸至800年前的战略性决定后，不管在学术领域或是大众舆论中，有关历史叙事是否应摆脱以莱佛士为中心的讨论就一直持续着；但也因牵扯种种历史与政治课题，而陷入某种困境。这次工作小组开年就让莱佛士“隐身”，最直观的诠释当然也是将之解读为一种“去莱佛士”的呈现。
不过，如果仔细思考，对莱佛士塑像的艺术处理，应该还有其他值得玩味之处。与其他国家在重新审视历史时较极端的手法比较，让莱佛士暂时性地“消失”，是否反倒展现了某种智慧？至少可以说工作组这次算是施展了一点“小聪明”，在传达信息和激起讨论的过程中，不失谨慎。
为什么这么说？如今放眼国际，拆塑像作为一种去殖民化的反应，已然成为潮流。在南非，当地学生运动领袖以转型正义之名，主张拆除“白人至上主义者”塑像；欧美校园近年来也掀起去威权风潮，拆毁涉及殖民和种族歧视的塑像。这次工作组并没有要以“一刀切”的方式，粗暴地进行去殖民化，因为这么做反而忽略殖民化与本土文化发生碰撞的整个互动过程，缺乏更深刻的思考。但另一边厢，纪念开埠200年若处理不当，也可能一不小心被扣上“恋殖”的帽子。
当然，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通过现代的眼光去关注过去，可能有错置时代的危险。但显然这次纪念开埠200年的活动，面向的是更广大的民众，而非知识分子圈。
工作组这次想必也预料到，莱佛士种种“变身”会引来两极化反应。从报章读者群里较保守派反对莱佛士的“隐身”，认为这亵渎标志性雕塑的神圣性，到面簿上网民质疑这次莱佛士以外其他四个雕塑的人物选择，小组都得“见招拆招”。
例如，在开埠200年活动面簿主页面上，就屡见“这次怎么没有XXX的雕塑？”和“女性为何缺席？”等五花八门的问题。管理页面的“小编”不厌其烦地一一回应，秉持一种谦虚、开放的姿态，解释工作组的立场，非常值得赞扬。
浏览一遍页面，看网民所提出的问题、面簿管理者的答复，以及大家贴出的延伸阅读书单，也多少长了点知识。在历史学近几十年来趋向专业化，开始从公共领域中撤退后，这次开埠200年的纪念活动，不只提供恢复长时段（longue duree）历史思考的契机，也带进大众互动，有助我们重新认识当代问题复杂的历史根源。
其实，近来与邻国马来西亚的紧张关系，已经证明新加坡的自我认同不是在真空中孤立存在的。很多时候，唯有通过与“他者”的互动，对自身的理解和家国的想象才能形成；而纪念开埠200年要让我们认识到的是，所谓的“他者”不仅产生于地理空间，更有流变中的历史时间。
莱佛士的“隐身”，也许便是我们给过去殖民者的幽默回应；能够在“重现”莱佛士的当儿让国人认识其他“登陆者”，更是文化多元主义的实践，也是自信的展现。能持续做到这点，也许才是真正去殖民，让我们能够迈开大步，轻身上路。
（作者是新闻中心特稿组执行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