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回吉隆坡探亲，与中学老师一席话下来，发现原来很多同班同学自己在当老板。


老师房子年久失修，找来当发展商的文发看看要怎么修；文发又找来彬汉负责翻新工程，最后是经营家具店的浩将负责提供家具。同班同学已能提供从发展房地产，到装修、到家具供应的一条龙服务。


此外，有留台归来的同学经营生物燃油提炼，有留法的从事医疗设备供应，有留英的经营药妆连锁店，还有一些从事进出口贸易、开餐馆、种榴梿、木材贸易、小贩等。班上47人，自己当老板的为数不少。


长堤彼岸确实有很多人更喜欢自己当老板，尤其是华人，而且不少人是放弃有稳定收入的工作去创业，有的则是夫妻两人一个创业，一个继续打工，让小家庭至少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马来西亚向来盛行“马来人掌政，华人掌钱”的说法。2018年马国十大富豪榜有九个是华人。郭鹤年、林梧桐等富豪白手起家的故事广为人知，但华社其实深藏许许多多创业故事，当中不少还是曾在新加坡打工，累积资金回马创业的。


当地华人更喜欢当老板，恐怕还是政治经济环境所致。许多人踏入社会工作后发现，工资不高，加薪慢，打工赚钱难以致富。加薪慢的问题源于马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令吉币值又一直低迷不振，甚至跌跌不休，打工收入几年下来几乎零增长。这些原因促使人们穷则变，变则通。


中国也有不少年轻人爱当老板。笔者五年前派驻重庆时认识的当地同行，到现在有不少已经离开传媒业当起了老板，最多的是开火锅店，因为门槛相对较低。此外，有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创业。当时《联合早报》重庆办公室一个助理的男友，就与同学成立公司，专门给人开发手机应用及电脑软件。记得他说过，因为大学刚毕业，想尝试自己当老板，即使最后失败了，肯定有所得而不会有所失。


对比马国华人和中国人的创业当老板，环境条件很相似。中国年轻人觉得打工工时长，收入却不多，所以更愿意当老板。不过，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可以培育更多元的小老板和起步公司，互联网经济领域的创业更是蓬勃。马国对科技创业的支持受制于政府财力和种族政策，风投不如中国普遍，所以这个领域的创业家相对较少，想当老板的人主要集中在门槛相对较低的个人消费服务业。


回过头来看新加坡，我们的年轻一代很多没有自己当老板的念头，更多人希望进入跨国企业打工，领一份稳定和逐年上涨的工资。新元币值坚挺，经济稳步增长，打工就能有很好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所以没有激起人们创业的念头。不时听朋友埋怨儿女大学毕业后不急着找工作，而是到处游玩或休息。主要原因还是这些家庭属中产阶级，孩子自幼不愁吃不愁穿，没有自力更生的迫切感，甚至缺乏独立面对生活挑战的能力，自然欠缺创业的动力。


当然，本地还是有很多人创业，传媒对本地年轻人创业故事的报道并不少见。中小企业商会和《联合早报》联办的金字品牌奖，多年来肯定了无数打出一片天的本地创业家和企业家。政府多年来推动知识型经济，不断优化亲商及亲创业的环境。私召车平台Grab创立于马国，创办人陈炳耀却选择来新加坡大展拳脚，说明新加坡具备适合初创企业发展壮大的环境。


不过，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别给下一代提供太舒适的环境。生活有些不安稳，才能督促人保持警醒和求变，从而催发创新力。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