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庄道
回到“初心”，坚持“华人讲华语”的合理性，把运动的受惠者确定在用华语思考、用华文写作的那些人，那就积极多了。
中华社会很喜欢庆祝某某运动的周年纪念，如今年（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等等。新加坡有个“讲华语运动”，是1979年由建国总理李光耀掀开序幕的，今年是40周年。
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但这个运动，做了40年，却似乎有越做越远离初衷之势，因此康庄道这里想谈谈它的“四十之惑”。
40年了，君不见，本地越来越多华人家庭讲英语。“方言回潮”之风（可以说是讲华语的“反运动”），让许多不明就里的年轻人宁愿花钱补习方言，也不愿在学校念好华语。“我恨华文”之声，时有听闻。新加坡的国家资源是有限的，当你看到，运动是那么积极推动，每年都由总理或部长亲自主持，结果却适得其反，诚然令人痛心。
当然，我们也不应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归咎于某个“运动”。不过，运动出现偏差，又怎能视而不见？
讲华语运动本来有个明确的宗旨：“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当年我从英文报转入华文报界，便听到曾经参与采访1979年运动发轫的前辈说，李光耀对华语的重视，是令整个华社和华文报界都认同的。
李先生来自一个土生华人的“峇峇”家庭，留学剑桥学法律，英语和马来语都是一流的。但为了从政，他得掌握“华人社会的语言”，首先是福建话。网上现仍保存华语运动创始之际，他的闽南话致辞，说“小弟”用了十多年时间学福建话，这是“小弟”的政治资本啊！接着便向华社解释，华语将越来越重要，因为它是华人的共通语言。
李光耀学习华语，是身体力行的。直到晚年，他还出书述说自己学习华文华语的经过。固然，这难免会被视为某种政治宣传。但他坚决认为：“华语也是一种国际语言”。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中文台任职，李先生到访英国，便接受中文台一位资深同事的华语访问。
其实按照国际惯例，各国政要或外交官有话昭告天下，便一定要到BBC总台去，接受英语访问，包括中国大使都是如此的。李光耀本身说英语也不成问题，他为什么要用艰苦学来的华语，到中文台做访谈？这很耐人寻味。
据考，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促使新加坡四种官方语文的诞生。在本地人请求下，英女王答应废除林德宪法的语文限制，让不谙英语、但住满八年的本地居民，都有机会申请为公民（市民）。1956年马绍尔当首席部长时，英文、马来文、华文（华语）和印度文（淡米尔语）正式成为官方语文。
到1993年，中华总商会也打破方言帮的观念，举行普选，以华语为工作语言。你看，从历史溯源，华语是多么重要的本地语言！
反观讲华语运动，近20年来的做法，可说都在“哀求年轻一代说华语”的框架中进行。但就像墨菲定律所宣示，面包掉地总是搽了牛油的一边盖在底下——你越担心它发生的事情总会发生。
让讲华语运动回到“初心”，坚持“华人讲华语”的合理性，把运动的受惠者确定在用华语思考、用华文写作的那些人，那就积极多了。
方言放宽固无可厚非，但如称为了老人非方言不可，那又不完全正确。记得所谓方言“解禁”之际，我订了付费电视的粤语频道给父母亲观赏，只听得老父说，有广东话节目看虽然不错，但如果不是新加坡的华语政策抓得那么紧，像我这样的人（第一代移民）是绝对不会讲华语的。
马来西亚留台学者作家黄锦树，曾有一部思想精华之作《火笑了》（台北麦田出版，2015年11月），其中有一篇《我们的新加坡》，是这样写的：
“我们南柔长大的华人孩子，几乎是看着新加坡长大的……从小，我们听的广播、收看的电视节目，都是来自新加坡的。因此新加坡推广的讲华语运动，其功效遍及柔南——譬如我完全不识字的母亲也是透过电视连续剧学会说华语的，菜市场里男男女女普遍也会说音色粗硬的华语……”
黄锦树的文字，纵情奔放，大家有兴趣可到草根书室买一本，或到国家图书馆借一本《火笑了》来看。
书中有一段这么说：“中学以后，每年新加坡国庆，我们甚至都会收看李光耀的国庆华语演说……李的逻辑非常清楚，咬字清晰，没有任何虚华的废话，实实在在的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做生存分析。在我们的中学时代，那可能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教育……即使到了台湾，还是会留意李光耀的国际政治判断，渐渐知道他是两岸三地的资深传话人。”
对于那些过度推动方言课题的人，我只想问他们一句：新加坡要生存，是李大傻重要呢，还是李光耀重要？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