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习曲
怀抱理想的人都希望约束不法行动的手,不要干涉言论和精神自由。无奈,社会并不处于理想状态,否则假信息和恶毒言论制造者就不会存在,而且他们也通过言论影响人们的精神。当自由这个神圣的理念已经被造假者玷污,怀抱理想的我们需要如何维护它?
小时候看过一部台湾情景剧《邮差总是按错铃》,正如同个时代其他英语情景剧,为了捉住观众的注意力,这些肥皂剧总会在演员的台词抖包袱的时候,在背景中穿插一些笑声。那些笑声有很强的感染力,不论是一个人自己看戏还是一群人一起看,都觉得非常热闹,不必太多思考,就把戏看完了。
心理学上,这种“罐头笑声”凝聚了社会认同效应,将周围其他人的行为准则视为参照的标准,让人直观反应觉得“此处应有笑声”,于是就跟着笑了。
笑声的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一定是剧情本身有某个“梗”,人们才会被笑声牵动,跟着笑起来;如果不够高明,无的放矢的笑多了,变成一种干扰,观众自然也跑了。
在生活中,人们也很容易被这类“罐头式”的情绪牵动,公众舆论的形成和凝聚经常如此。因为人们的认知最直接的,就是从自己熟悉的东西开始。
比如在现代化的城市里看到有人拾纸皮,恻隐之心生起,需要快速抓一个答案来平伏心中的不舒服,一些人就会联想到贫富不均、收入差距、社会不公平等。社会上看到的“苦”,收入、财富的不平均当然是因素之一,但不是唯一,可是这个理由最容易明白,因此也最容易主导舆论。
如果我们愿意深究原因,可能会进一步想到教育机会、家庭支助、个性和机遇等都是造成“苦”的原因,但是要找出这些原因,需要花比较大的力气,甚至要实际动手解决,因此我们就随手打开“收入差距”的罐头,就当给这个令人不安的情绪找到出口。
两个星期前,政府在国会中提出“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Protection from Online Falsehood and Manipulation Bill)一读后,关于政府钳制“言论自由”的舆论最受人关注。
外国媒体特别是强调自由至上的西方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在4月5日也在社评中质疑“新加坡究竟是对抗假信息还是打击言论自由?”(Is Singapore fighting fake news or free speech? )。文章中说法案没有对“假”下定义,因此只是项庄舞剑,打假是一场剑舞,意在“言论自由”这个“沛公”。这也是批评立法的主流声音,凡是“权力”加上“言论”的组合,就拿出“限制言论自由”的批评,含糊地觉得虽不中亦不远矣。
对权力是否滥用的质疑本身没有错,但是在质疑的同时,细读法案的原意、执行过程和后果,也是提出负责任言论的重要步骤。
法案有没有对“假”下定义?看了文本和报道,会发现法案解释了怎么界定法案中要惩治的“假信息”,主要有两点:第一,这个信息是不实的、虚构的、严重歪曲的。基于事实的个人看法、批评、讽刺(satire)或讥讽性模仿(parody)则不算是假信息;第二,有关假信息对公众利益造成危害,包括引发严重的后果。
在执法层面上,第一步是相关领域的部长在部门官员的协助下,判断信息的真伪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影响。第二步,部长会与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IMDA)内的授权主管当局合作,研究要对假信息来源实施什么指示,包括更正、撤下等等。
如果假信息影响太大,政府则可能要求主流媒体、社交媒体等平台刊登更正,向公众澄清事实真相。如果发现网络媒介传播假信息,可能要求他们刊登更正或者屏蔽文章。如果发现假信息源头是机器人写作程序,当局也可以要求关闭有关账户。不愿遵守指示的网络平台可被判罚款高达100万元。此外,恶意散播假信息,企图损害我国公共利益的个人也可被判坐牢长达10年、罚款最高10万元。
整个一读法案小心翼翼地阐明了要对付的,不是言论的自由,而是假信息本身。更进一步说,对抗假信息,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平。
当然,当权者能够维持社会和谐与和平,对政权的稳定有好处,然而这不正是从政的意义和目的?在防止假信息造成的社会破坏,和防止执政者因为社会稳定而进一步巩固政权之间,务实者会选择前者,而坚信“权力使人腐化”的形而上思考者可能倾向后者。两者真的不能共存吗?
这个问题要回归我们社会共识的道德底线。我们要先建立一个能够保障安全而且权力和责任平衡的体制,然后再通过手中选票发挥制约的力量?还是要在任何时候先怀疑权力必然腐化,因噎废食地否定管制的必要?一方不要看到立法就跳起来说这是“限制言论自由”,而另一方则不应该一看到不同的意见,就杯弓蛇影地认为不站在你这边就是与你对立。
怀抱理想的人都希望约束不法行动的手,不要干涉言论和精神自由。无奈,社会并不处于理想状态,因为恶毒言论的制造者继续在社会中存在,而且通过言论,他们也在影响人们的精神。当自由这个神圣的理念已经被造假者玷污,怀抱理想的我们需要如何维护它?
政府只能扮演“周处”的角色,铲除了恶虎与蛟龙的周处,权力太大时有没人制约他?权力如果没有制约确实不能保证它不会变质,然而这个现代周处,需要面对法庭和选票的检视。当然,如果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能够主动做辨伪证实的工作,周处再拿起刀时,有人能公道地评论他是否真的除害,那就更理想了。
这样的公道只能在社会中自动自发地站出来,所以我们应该问自己能不能在任何时候保持理性的思辨,坚守关怀与思考的岗位,而不是随手打开一个罐头,就当成对这个课题的回应。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hanym@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