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法案同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的冲突放一边，从执政党立国之本去看这个充满争议性的法案，会不会看到它的设计背后，其实不乏偏重执行效果的合理考量呢？
政府在提出《防止网络假信息和网络操纵法案》（简称POFMA）后，随即引起坊间两种主要反应：第一是言论自由的空间将进一步收窄，第二是政府管制权力的进一步扩大。
针对第一种批评，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反驳，假信息混淆视听，影响正常辩论，破坏民主进程，政府要求刊登更正，让人们有机会接触各种观点，这才是真正有益于言论自由。
面对第二类就各政府部门部长有评断信息真假，并发布更正或撤下指示的绝对权力批评，尚穆根的回应则是，各部门部长有相关的领域知识去辨别有关该领域信息的真伪，因此能确保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决定，保障公共利益。当事人若对更正或撤下指示有异议，可以向法庭提出上诉，最终决定权在法官手里，而非部长。
政府纵然有它的说法和解释，但民间也自有各种解读和看法，尤其是偏自由派的群体最直接反弹便是，为何在这个本是浩瀚无边、真理本应越辩越明的言论场上，范围由政府圈定、界限由政府划定、抛出的信息要由政府鉴定，甚至什么时候喊停也由政府决定？对于压根对政府任何动机都存疑的异议人士来说，更是个怎么都不能接受的安排，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无法相信政府是中立地在维护这个言论空间。
这场难以辩出共识的辩论，其核心的诘难是：你相不相信政府会基于最大公共利益做公平的仲裁？换言之，就是你相信政府的诚信吗？
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上届大选在反驳反对党的制衡执政党论点时，就提到“我们正是本身最好的监督”（We are our own checks）。这个后来被民间戏谑为“自己监管自己”（ownself check ownself）的自我监管论，无论认同与否，确实是人民行动党毫不掩饰，甚至引以为傲的治理方针。因此，对于民间一些群体一再质疑政府所构建的体制，能如何有效制衡权力腐败，乃至在涉及政府权限的新法案或措施宣布时，都抱着同样疑虑去反对，政府往往露出不可思议，甚至有时趋向懊恼的反应。从行动党政府的角度，他们50多年以来已经通过政绩证明了自我监管的有效性，若不然，在他们看来，执政党也面对选民五年一次的选票裁决；如果选民真的觉得执政党有问题，大可通过选票更换政府。
这是民主选举体制赋予每个人的制衡权力。虽然古今中外的一些例子也反映了当权力腐化时，会千方百计设法巩固权势，甚至不惜破坏民主选举制度，但从至今行动党政府的政绩和表现，我们暂且不做这个假设，也先把法案同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的冲突放一边，从执政党立国之本去看这个充满争议性的法案，会不会看到它的设计背后，其实不乏偏重执行效果的合理考量呢？
行动党政府的理念就是不拘泥于任何意识形态，务实治国。任何政策，只要行之有效，能有效推动国家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就是应该落实。换句话说，任何方法，理念再崇高、意识形态再冠冕堂皇，如果不能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就不会采行。
所以从对外推行“小国大外交”，对内严厉打击贪污、强制国民服役、提倡唯才是用，到实施组屋种族比例政策等，这些国人普遍赞同的国家政策和举措都能看到务实的影子，旨在将内忧外患减至最低，确保新加坡可以生存下来。即便是较专制、限制个人自由的法案和政策如《内部安全法令》《煽动法令》，以及不允许人们随便在街头示威等，站在执政者的立场，无疑是通过牺牲个体的部分言行自由，来换取更高效率社会管理的集体利益。
在政治上，经常被批评为打压反对党的各种选举制度的设计，如集选区制度、非选区议员制度、规定议员不只是人民代议士，也要能够管理市镇会等，撇开选举时执政党可能从中获得的优势，不能否认其设计也在于选后营造最有利于政府运作、阻力最少的环境。当然，这些政府认为对的做法，是否就是人民也认同的，还有待商榷，但以政府的务实作风，各种便于国家治理的政策设计有它无可厚非之处，毕竟政府不用口号治国，而是通过持续兑现竞选承诺，累积实质政绩。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我们大概不能否认，弹丸小国过去半个世纪能如此快速发展蜕变，除了领导人的治理有方，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环境也是关键的催化剂。就如同一辆跑车，就算司机技术再好、车子引擎再强，若没有通畅无阻的快速公路让它快速奔驰，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到达目的地。
因此，从这个角度回看POFMA，大概也就不难理解政府为何纵使明知道法案会遇到阻力，却依然有它力排众议的坚持，以及不为所动的现实计算。民间可以继续纠结权力如何不被滥用，质疑政府的出发点，但从政府角度，显然有如何最快掌控一切，高效制止假信息传播，将伤害减至最低的更实际的执行考虑。
这场关注点不同的博弈现阶段恐怕谁也说服不了谁，法案通过之后，政府到时在什么情况执法、用多大的力度，以及对付的假信息事件本身存有多少争议，都将让民众直接打上不易磨灭的印象分。所以，政府最大的考验不是现在说服芸芸众口，而是在它第一次动刀的时候。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数码总编辑 angyt@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