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庄道
茅海建认为，大清以寰宇中心自居，对外界一知半解，致使“抚”“剿”拿捏不定，误判连连。
也许是受《延禧攻略》之类的电视剧影响，本地新生代清史爱好者都喜欢探究康乾盛世，宫阁排场。其实清史里面有个绕也绕不过的环节，就是清末的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发生于1840至1842年道光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的清廷签署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给英国。
鸦片战争因贸易通商争端而发生，中国首次与西方交战，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门户”。1949年后，鸦片战争定性为中国承受的第一次外来耻辱，使它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意识开始觉醒。
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回归”之际，隆重放映谢晋执导、据称投资额为当时国产片之冠的《鸦片战争》。很少人注意到，就在这部政策影片开拍的同年（1995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志在打破过去迷思，学者茅海建的巨著《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至2012年，此书已11次印刷。
茅海建曾任教澳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历史系。他用了十年功夫，挖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朝奏折、英国所藏中英交涉文件、日本学者汇编资料集等等，重构鸦片战争的“现实”，反驳过去所以为的倘使琦善不软弱卖国，而禁烟英雄林则徐没让人抽后腿，便能把英军赶下海的假设。因此，是鸦片战争的“再研究”。
茅海建此书厚达600页，是部巨细靡遗的学术著作，不像电视剧那样缤纷好看。幸好，处于中西交流的新加坡，国大图书馆中有一本茅著的英译（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刊首有翻译说明，以及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蓝诗玲（Julia Lovell）的导读，把中文原著的思想脉络解释得一清二楚。
（蓝诗玲本身著有The Opium War一书，2011年出版。这本书旨在提醒英文读者，中国人并未遗忘鸦片战争，紧记至今天。蓝著有中译，不赘。）
蓝诗铃认为，对英国的侵华行为，茅著的否定态度是鲜明的。然而，书中对清朝中国，却又丝毫不予同情。茅海建认为，大清以寰宇中心自居，对外界一知半解，致使“抚”“剿”拿捏不定，误判连连。某些官员把军饷中饱私囊，虚呈捷报，甚至把民间杀敌的成绩据为己有。同时，许多平民也只管“向钱看”，把物资卖给入侵的英军，给侵略者带路，更充当奸细。换句话说，清国是在跟自己作战。
笔者认为原著页293至313“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篇章，分析得最为透彻。（寒舍仍藏有80年代《三元里抗暴》《小刀会》等多部连环图。）茅著指出，有关三元里民众与英军战斗，余保纯前往劝谕，民众离散之事，清朝方面有五种文献，其中只有一份报告出自亲历者；而五份报告的时间、地点、经过、战果，均有区别。英方的记载，则是众口一词，并无分歧。
茅海建认为，三元里等处的民众尽管英勇过人，但他们进行的是一次守护家园的战斗，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他说，近代民族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是个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民族的压迫。在中国，“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大体萌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阐发宣教，成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因此，就传统的民族主义而言，鸦片战争中的中华民族并不存在着民族觉醒的问题。
专家之言，犹待咀嚼。就笔者管见，鸦片战争后有三个现象，值得探讨：
一、满族统治的清朝其实比汉族的明朝开放得多。它甚至延揽许多洋专家来主管事务，最著名的是请了英国北爱尔兰人赫德，担任晚清海关总税务司半个世纪。戊戌变法失败后，1904年至1905年，各地督抚还纷纷上书清廷要求立宪。这还不够现代化吗？
负面原因，相信就是“天朝”的权力观念根深蒂固。出洋考察西方政制的官员，回来的报告都是“二党争衡不如天朝家法”。黄遵宪看到美国总统选举的“乱象”，吓昏了，乃有“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之句。清朝想拥抱世界秩序，但一触权力核心，所有改革即告泡汤。
二、1842年香港割让给英国时，是个比新加坡更加渺无人烟的孤岛。然而，加上后来“租用”的九龙、新界，155年的殖民地经营，一跃成为世界商贸大都。回归前建设了国际机场，还留有相当丰厚的储备盈余。
三、崛起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有两个是英国前殖民地（新加坡、香港），两个是日本前殖民地（台湾、韩国）。余英时教授在访问中谈及台湾和香港的民主底蕴时，指出这两处都是清末便被“割据”出去的地方，因而避开了中国大陆两次翻天覆地的“流血革命”。
这些观察，相信都有其道理。
茅海建在书中最后的问题是：21世纪，是中国世纪吗？但他没给答案。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