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演变成一场救亡的政治运动，在1949年之后已经告一段落。
而文化五四崇尚的思想解放，最后虽成为一场没有共识的运动，但它对人的影响确实是无远弗届的。
我们报馆前不久装修翻新，正如许多现代办公室，很多个人办公室变小或干脆取消，隔出更多共用会议室，一些会议室的名字以载入新加坡报业史上的著名文人命名，包括胡愈之室、郁达夫室，当然少不了金庸室。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看到这些五四作家的名字挂上去的时候，想到在新加坡的我们和五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狭义的五四，指的是1919年5月4日发起的一场运动；广义的五四，既是一场爱国的政治运动，又是一场由1915年《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也是百花齐放的政治思想转向意识形态政治的起点。
不论广义还是狭义，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不可能与这段历史切割。至今的我仍然心存感激的，是绵延不绝的文化五四精神。
从学术范围里讨论“文化五四”对新加坡的影响，不是我能掌握的课题，这方面的文章《联合早报》在过去两个星期也陆续刊登了许多，我从个人经历来微观五四对我们的影响。
几个星期前看了邓宝翠为圣尼各拉女校拍摄的纪录片《从维多利亚街到宏茂桥》，被这所学校的校歌歌词吸引，其中一段“学贯中西，文化交融”，这和我的母校中正的校歌有一段“欧印文明，他山之长”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加坡的华文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五四的延续影响，包括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中西文化博采众长。早期华校的老师，不少是从中国南来、受到五四思想启迪的文人，比如老舍。1929年在新加坡旅居半年时曾在华侨中学教过书。
在那段期间，老舍很欣赏的小说家康拉德一部以东南亚为背景的热带丛林小说中体现的欧洲自我中西主义和白人优越感令他感到不满，还在这里写下有名的《小坡的生日》，以“小坡”一家人在新加坡的生活，反映华人（在当时认知中是中国人）开辟南洋的故事。
念中学的时候，四年里的华文课本收录的都是五四作家的作品，冰心的“寄小读者”、巴金的“繁星”、朱志清的“背影”，对我来说那些不是课文，而是一篇篇消闲读物，在上学的巴士上打发时间。
在艺术方面，现代华族音乐与文化五四的关系也甚为密切。
我们熟悉的华乐团雏形，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现代华乐先驱刘天华奠定基础的。他成立的国乐改进社，吸收西方乐器的优点、科学和系统的理论和记谱法。在学习小提琴之后，刘天华对传统的二胡进行改良，并创作了一批至今已成经典的作品。全新加坡学二胡的人，几乎没有人不拉《良宵》。
文化五四，是我的精神粮仓，虽然认同的不是同一个国家，但是对社会的认知、安身立命的价值观，深受五四开阔、博采众长的精神影响。
然而，文化五四在它的源头中国，被更急迫的救亡和爱国热潮所吞噬，原本百花齐放的中国知识界出现了分裂，“德先生”和“赛先生”留在口号里，原本期待的启蒙与文化复兴运动，被屈辱与愤怒哄抬。
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后，温和的理性走入书斋，救亡运动推动的政治需要吸引了大批血气方刚的文化精英，胡适与陈独秀分道扬镳。陈独秀和李大钊创立中国共产党，成为首任总书记。五四思想启蒙中的政治思潮讨论，演变成强调意识形态的思潮政治。
在那之后，东南亚一带也因为世界局势变化做出相应的改变，文化上我们吸收了传统文化的养分和五四运动以后现代知识的灌注，对土地与国家认同方面，我们的效忠对象转向南洋的椰风蕉雨。
然而，我们与五四、中国文化的关系，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像胡愈之，他在来新加坡之前是中国著名的文化人，也是国际问题权威。在太平洋战争已在日军筹划之中，胡愈之以他深厚的国际知识和敏锐的政治观察，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日军的动向，作出精辟的分析和报道，给本地读者打开了全新的视野，为本地的华文报章，带来了焕然一新的气象。今天本地华社老一辈还追看国际新闻，还保留着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DNA，我想和当时这些南来文人留下的精神遗产莫无关系。
昨天是五四百年，李显龙总理在面簿上分享了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五四90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五四是新加坡丰富遗产的一部分”。他在贴文中也提到五四对新加坡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它所代表的文化复兴和爱国精神，值得我们反思”。
在舆论强势、民粹抬头的今日，以从政者的角度看五四，思考民间力量给社会带来的变化，必然有可鉴之处。
五四运动演变成一场救亡的政治运动，在1949年之后已经告一段落。而文化五四崇尚的思想解放，最后虽成为一场没有共识的运动，但它对人的影响确实是无远弗届的。
所以我们今天还在读鲁迅、还在演奏刘天华，我明天还要到郁达夫室和同事聊天。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hanym@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