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处的，是个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年代。上班族最常感叹的大概是：从早到晚累死累活的，每个月得到的报酬也只够图个三餐温饱。常常要两三分耕耘，才能换一分收获。
工作的回报不能尽以金钱来衡量，这道理大家知道。位于天秤另一端的，是工作所带来的满足感，包括团队合作、发展空间。随着社会主流思想开始从金钱至上的本位转移，也有越来越多职场人士放下高薪工作，选择对自己而言较有意义的工作岗位。
然而，就如金钱不是万能的，单用满足感来衡量工作价值同样失之偏颇。最理想的状态里，如果有办法全凭满足感作为前进的动力，那再好不过。但满足感毕竟不能当饭吃，多少人也因为现实考量，选择离开他们怀着热忱耕耘多年的岗位，或是对原本有兴趣从事的工作望而却步。
吸引有能力的人从事有意义但报酬相对较低的工作有多难？公共服务领域也许能提供侧面写照。执政党长期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招揽到有能力的人从政。这些人30多岁、40多岁就达到事业巅峰，足以说明他们的能力；他们当中也有不少被圈点为有能力担任政治职务的人选。但当个部长100万元的年薪，在旁人看来是天文数字，对他们来说却是大幅减薪。何况成为公众人物还意味着自己和家人的私生活都会受高度检视，那就更不能指望有多少有能力的人会愿意“自贬三级”了。
要让人愿意接受与自己能力相称，但需要作出大量牺牲的工作，到最后常常只归结于“使命感”三个字。因为有使命感，所以不会计较付出；因为有使命感，所以首要考虑的不是报酬。就如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日前一则贴文中所说的，从政的道路并不容易，唯一的动力是一腔热忱，还有为国服务的信念。
但久而久之，使命感成了“死命干”。使命感固然是很强的推动力，但就如它可以无条件地出现，它也可能因长期不计代价的付出，却看不到成果而慢慢磨灭。使命感能提供多久的推动力因人而异。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从个人层面培养的，但更宏观而言，它也可能与团队士气、创新能力、环境趋势、社会需求和态度等外在因素相互影响。
在契约规定的物质回报和个人自发的精神感召之间，决定天秤向哪侧倾斜的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认可。无论身处什么位置，每个人之所以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付出，无非是希望能在或大或小的规模上给他人带来积极影响。每个人需要的认可不一样，有些人可能只需要别人对他说一句简单的“做得好”，有些人需要某种形式的票数支持，有些人则更注重亲自看到、听到别人因他的决定而改变。
昔有陶渊明毅然不为五斗米折腰，反映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高风亮节。但现今社会围绕五斗米的不满，更多是出于一种觉得自己可以、应该获得更好的心态，仿佛有多少能力就应该获得多少回报。殊不知赚最多的不一定位最高，位更高的也不一定赚更多。但无论地位高低、报酬多寡，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认清，要把五斗米所带来的满足感最大化，就必须不断调整心态。同时，如何给予每个人适度的认可，让使命感得到升华，也是调整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番思索。
（作者是新闻中心记者 yznam@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