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佣工作时间长、工资不高、离乡背井孤立无援，某种程度来说可算是弱势群体。但社会更多时候是倾向保障雇主的权益，忽略女佣的处境。


前几天有报道指女佣借钱问题加剧，有关当局吁请放贷者追债时勿骚扰女佣雇主。


初读这篇新闻的时候，隐约感觉有些地方不对劲，可是又说不出问题在哪里。后来细读，才发现原来不是报道的问题，而是一些既定的价值判断形塑了视角，偏移了关注的重心。


曾经听过这么一句话：“女佣和雇主是永远的矛盾。”虽然对方只是一时有感而发，纯属个人主观看法，但仔细咀嚼，这话或多或少道出了一些包括我在内的雇主心声。


一些原本是极其寻常合理的事，一旦对象是自家的女佣，感觉就变了味，看法也会变得主观。例如让女佣周休出门，总担心她在外面会沾染不良习性；看到她打扮艳丽，就担心她引来桃色纠纷；若她在家空闲时间太多，更顾虑长此下去她会变得怠惰。


或许这就是最原始的，所谓的劳资对立与矛盾。许多女佣雇主其实是受薪阶级，只是在家里角色转变成雇主，却未必能很好地把握管理和体恤的分寸。


回到女佣借贷日益严重的问题。如果是一般新闻，重点应该是有关当局如何遏制情况恶化，或者是惩处非法放贷商。但因为很多国人家中都有女佣，更切身和受关注的信息变成了“吁请放贷者追债时勿骚扰女佣雇主”。


其实，当局已经在研究相关政策来应对这个问题。律政部和人力部已规定，限制年薪不超过1万元者，借贷总额不可超过1500元。今年起向大耳窿借钱的外国人将取消工作准证，遣送回国。当局也会与女佣中介合作，教育女佣借贷风险，并鼓励女佣向福利机构求助。


这种种措施却偏偏独漏了一个对女佣处境很关键的角色——雇主。


然而，许多女佣未必想让雇主知道自己借钱欠债。这种心态不难理解，因为一旦雇主知道了，可能更担心女佣会不会就此无心工作；会不会偷家里的钱应急；会不会招致外人上门追债。


受访的辅导员就指出，好些雇主担心女佣欠债后偷钱，宁愿直接遣送她们回国。雇主的顾虑不无道理，女佣在家可以登堂入室，而且很多时候家中就只剩女佣一人，这样的环境对一个欠债的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最后该怎么处理，就要看双方的情谊和互信程度。


另一方面，雇主也需检讨，为何女佣遇到经济问题时没有即刻和他商量？


辅导员建议，雇主应留意女佣工作情绪，适时慰问了解实况，如有急需不妨借钱济困，让她们扣薪偿还。


或许雇主，乃至社会对女佣的心态都须要做一些调整。平心而论，女佣工作时间长、工资不高、离乡背井孤立无援，某种程度来说可算是弱势群体。但社会更多时候是倾向保障雇主的权益，忽略女佣的处境。虽然不时也有好心雇主善待女佣的案例，甚至为女佣付医药费或借钱给她们，但更多时候雇主的戒心往往牵制了对女佣的关心。


另外，对这些每个月只赚区区六七百元的女佣来说，社会对她们的同理心与保护也远远不足。借贷公司积极招揽中介拉更多女佣去借贷；阿隆收购大批女佣手机号码，发短信引诱她们借钱；汇款商也来分一杯羹，以超过10%的月利率提供垫钱汇款服务。前阵子，甚至有女佣代理公司将女佣照片放上网购平台“展售”的事件发生。


2016年有1500名女佣借贷，2017年则多达1万2000人，去年上半年激增到2万8000人。本地女佣总数约25万人，半年约有超过一成女佣去借贷，这个趋势是令人担忧的。


如果我们一直抱持优先保障雇主权益的角度去应对这个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女佣的问题唯有从她们的视角出发才能找到答案，若从雇主的角度去看，无异缘木求鱼。


女佣借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何她们不寻求雇主协助？为什么去借贷的绝大多数是菲佣而不是占多数的印尼女佣？欠钱的女佣怎么自己也当起中介，拉拢其他女佣借钱？


这些问题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制定应对的方案。问题是，我们是否只关注她们不要给雇主带来麻烦，更甚于帮她们脱离困境？


（作者是《联合早报》新闻编辑组副主任 tingks@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