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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一个决定会如何影响周遭人的生活时，就不敢“轻举妄动”，也下不了再次生育的决心。当然，这不是不想生育的唯一理由，和很多人一样，生与不生总有繁复、不同的考量与取舍。


有时会问自己，如果回到10多年前，是否会选择多生一个孩子？以前也不时有人问我，为何不为儿子添弟妹？


年近半百再想这些问题，有点可笑，也“于事无补”，但最近看到政府积极地探讨工作与生活平衡，并且成立公民咨询小组和国人一起合作寻求解决方案，不禁联想自己较年轻时候所做的育儿选择，有多少受到外在条件的影响，而如果有更好的工作生活平衡机制，是否会改变生育的决定？


无论如何，当一名记者，从事工作时间不固定的新闻业，向来都不是“亲家庭”的工作。若我当初是以生儿育女为人生目标的话，一开始就不会转行当记者，也不会赞同另一半踏入新闻业。但相信没有多少人毕业后的目标是组织家庭、生儿育女，很多时候，优先考虑到的是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也因此，人们后来生育孩子的条件与因素很多时候都受自身工作的文化与环境所牵制。


改变工作条件与环境也因而成了政府推行亲家庭措施的主要方向之一。政府前年推出有关灵活工作安排的劳资政标准，并于去年加强工作与生活平衡津贴计划，鼓励雇主实行灵活工作安排。这些措施略见成效，约一半的雇主如今为雇员提供至少一个灵活工作安排。


大概12年前，当我开始疲于应付照顾年幼儿子及工作时，有机会改为部分时间的工作。虽然那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薪水也减近半，但换来了更多无价的亲子时光。而后，我也被调去了另一工作时间相对稳定的部门几年。这一些工作上的变通与安排，让我和伴侣能一边从事新闻工作，一边看着儿子长大。


但为何不趁那几年的时间再追多一个孩子呢？


这不是简单的问题。


政府近年来推出一系列亲家庭措施，夫妇目前享有的福利比五年前多。除了能更快买到首个组屋单位，夫妇在申请组屋单位、育儿等方面也享有更高津贴。家长还可享有更多育儿假。然而，是不是种种外在措施到位了，对于生育孩子就无后顾之忧了呢？


对我来说，即使客观条件允许，还有自身的心理与思维障碍要跨越。在需要动员“整村人”养孩子的时候，就会顾虑养育一个孩子给亲人带来的麻烦。为了配合我不定时的上班时间，以及让我有充足的睡眠，儿子未满一岁时，一周有几天是“寄放”在母亲家。当时，已经当了外婆的母亲仿佛再度扮演妈妈的角色，半夜三更还得起身看顾啼哭的婴儿。


想到一个决定会如何影响周遭人的生活时，就不敢“轻举妄动”，也下不了再次生育的决心。当然，这不是不想生育的唯一理由，和很多人一样，生与不生总有繁复、不同的考量与取舍。


可见，要推动结婚、生育、工作生活平衡向来都不容易，因为这终归是个人的选择和决定，由个人的价值观所主导。但观念也会受到社会规范、家庭和雇主的影响，这些外在因素若有所变化，多少会改善成家、育儿的环境。


例如，近几年雇主在态度和文化规范上的转变，有助带动男性更积极投入孩子的养育过程，相信也为孩子营造了更理想的成长氛围。协助管理总理公署属下国家人口及人才署的人力部长杨莉明最近透露，本地申请陪产假的新手父亲达53％，虽然不及北欧国家的七八成，但远高于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这个比率也比五年前的37%显著增加。


我写这篇稿的当天，申请在家办公，也因此有机会和儿子共进晚餐。这样的工作模式在十多年前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然而，这样的转变也不是经时间推移就能自然形成，须靠人们有意识地去改变整个社会与工作文化。推出有关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政策只是一部分，希望下来政府所领导的公民咨询小组能够更深入地去探讨相关课题，引起关注，带动人们去思考、对话，再根据自己的要求与状况寻找合适的方案。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 onghy@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