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之言
倪匡曾说，要毁灭一座城市，不必破坏它的建筑物，你只要抹去它的特性。
有人进一步问他，那么香港的特性是什么？倪匡说：自由。
这个“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光”（韩素音语），不由自主，却为什么会以自由为傲？
正好就在刚过去的新加坡书展，演讲嘉宾梁文道以自己在戒严时代的台湾与港英时代的香港之成长经历，描述了香港自由之渊源，多少回应了上述的问题。
让梁文道记忆犹新的，是他去买邮票，收据后面写着“匪谍就在你身边”——“反攻大陆”的执念就在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之中被灌输。另一边厢，港英时代英殖民政府不想让港人有太多中国认同，也不愿意让港人有英国认同，因此在历史教育中，设中国古代史为一个科目，但到了晚清以后则列入世界史来教授，采取比较中性的态度去认识历史。
这种历史观以及绝缘的状态，促成一代港人特殊的身份认同，它是务实且自由的，没有一个政权强迫你热爱你的国家，不需要订立《国歌法》来规范人们对国歌的行为与态度。
说到《国歌法》，最近香港数以百万计的市民接连走上街头抗议《逃犯条例》修订，为平民怨，香港特区政府暂缓修例之后，也宣布延展《国歌法》在立法院的二读。
在《逃》修订争议之前，《国》之订立，因其条文模糊，加上那是来自中国人大自上而下的决定，让不少香港市民担忧。至于《逃》之修订，虽缘于“陈同佳案”港府要修法将杀人嫌犯引渡到台湾，但修例时将中国大陆包括在内，引起香港市民与在港国际社会（尤其是商界）的不安。
为什么会引起不安？
香港虽然于1997年回归中国，但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继续保有高度自治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独立，那是继承自西方（英国）保护个人财产权和人身自由为基础的法治精神，与集体主义的依法治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感到不安的人认为，《国》与《逃》之修订，尤其后者冲击了香港的司法独立。加上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于2015年在大陆被扣押近八个月，共产党政府的记录已进一步损害了自己的诚信。
一旦失去信任，就必须付出更多时间和努力才能修补关系。这也是为何林郑月娥2017年上任后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方针。
可是，6月12日，香港警察发射了破纪录的150枚催泪弹，加上布袋弹、胡椒水，武力驱散示威人群的行动激起了更大民愤。虽然官方试图定调示威为暴动，也有市民冲击警察防线的画面，但无数手无寸铁的示威者被警方暴打，以及示威者间互助友爱、收拾场地、费尽唇舌苦口婆心向警方喊话的视频，淹没了港府简单粗暴的定调企图。结果16日，全港200万人上街抗议，才迫使态度强硬的林郑道歉，展缓修例，警方也改变了态度。
香港从港英时期到现在一国两制，从未享受过民主选举的好处，幸运的是仍保有言论与集会的自由。正是借由这种自由，香港市民这些年才得以与非民选的政府协商。甚至可以说，特区政府是因为这样的互动关系，才有了合法性。
可是香港警方采取让人措手不及的强硬手段，加重普遍市民的忧患——也许就连这层自由也快要失去了。清场发生在六四事件30周年纪念之后，同一时间，远在非洲的苏丹也爆发了军政府血腥镇压示威者的事件，这对一般市民而言更是加倍的恐惧，以致有这么多市民走上街头。
特区政府今次的失算，很可能葬送香港在历史上扮演的区域经济与政治的特殊地位。官民之间的裂痕加深，难保未来北京不会以更强硬的方式介入，一旦香港失去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便可能完全失去话语权。
社会不可能永远处在对抗之中，趁香港还有国际性地位的时候，不如将危机视为转机，重新思考出路。
（作者是新闻中心体育组高级记者 yxtan@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