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仪
当年的播迁，是为了谋生糊口，解决最根本的生存问题。今天的播迁，更多的是为了逐梦和舒展抱负。不变的是，播迁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然，大家对“好生活”的界定方式未必相同一致。
蜻蜓点水般地走了一趟美国和加拿大，在观赏倾慕已久的大山大水之余，也花些时间探访昔日故交旧友，窥视这些离开多年的朋友，在地球另一头的生活情况， 省视华人播迁的旅路。
参观盐湖城犹他州州政府大厦时看了个展览，由此接触华工与美国铁路的一段历史。150年多前，当我们那些来自广东、福建的先辈下南洋开芭采矿时，他们的许多同乡却去了地球另一端，在美国的崇山峻岭、浩瀚沙漠修筑太平洋铁路。
这是一段被遗忘的血泪史。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通过建设太平洋铁路法案，批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分别从东西两个不同起点，彼此相向地铺设一条横贯美洲大陆的铁路。
美国国会以发行国债的方式筹集修铁路的资金，还规定无论哪一家公司，凡铺轨两旁的土地归其开发利用。由于公司能获得的公债、土地，以及补贴是按照修建铁路的里数来发放，两家公司都想加快建设速度以获取更多利益。
1863年1月铁路动工时，人们预计要用14年时间完成，但是工程初期进度非常缓慢，除了环境严酷气候恶劣，还面对印第安人的激烈抵抗、发生财务丑闻、大批爱尔兰工人半途溜走的困境。
在无计可施之下，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高管建议雇用华工，先试用50人，再大量招募工人。从1865年至1869年的四年间，1万4000名华工投入修筑铁路的大军。华工的刻苦勤奋、聪慧好学大大提高了修筑进度。这条改变美国历史的铁路，最终只用七年时间便完成。
当来自东西两头的铁路大军于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普罗蒙特里丘陵处衔接，让蜿蜒千里的铁路从此开通时，站在镜头前雀跃欢呼的全是白人脸孔，那支庞大的华工队伍被排在镜头外，连同数千名在施工中丧命的华工一同被遗忘。这便是叫人唏嘘的历史。
早期移民在异乡遭到冷遇，处境凄凉，也就难怪他们会按照血缘或地缘关系组织起姓氏公会或地方性的同乡会，借助社团组织相互照应，抱团取暖。
我在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邂逅”了清末民族英雄林则徐的铜像，旁边还有个“美国林则徐基金会”。东百老汇街两旁是出售福州海产、燕肉、礼饼、福州线面的店铺，看来是早期移居曼哈顿的福州人，把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竖立于此，不断提醒自己根之所在。
芝加哥的华埠有国父纪念馆，书写着“天下为公”和“礼义廉耻”的牌楼，还有梅氏总公所、李氏公所、培德中心等，只是很多老建筑已改变用途，今天的华人后裔显然对社团缺乏兴趣，会馆门面老旧冷清。
我们的祖先是因为饥荒、战乱、抓壮丁、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社会体制崩坏、谋生无路而离乡背井，远走他乡。
那个时代过去了，但是那股播迁潮其实没有终止。无论什么国家，什么社会与年代，总会有一部分人在寻找播迁的机会。就算是身处安逸富足的环境，也要寻找更好的耕地牧区，追逐落实新梦想的机遇。不同的是，今天的播迁不叫“过番”而是移民，移民是须要具备条件的，无法达标者只能“偷渡”。
当年的播迁，是为了谋生糊口，解决最根本的生存问题。今天的播迁，更多的是为了逐梦和舒展抱负。不变的是，播迁是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然，大家对“好生活”的界定方式未必相同一致。
朋友之中，不少人把儿女送到美加、澳大利亚、欧洲等地留学，学成后便留在异地发展，成为新时代的“移民”。也有三四十年前从新马移居美加的朋友，其后代却回到新加坡工作和生活。当然，这些能自由穿越不同国境，随意移居的年轻一代都是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科研人员，高薪白领，金融界精英或科技人才。
在加拿大多伦多生活了30多年的一对兄妹叙述了他们家的播迁史。他们的祖父在清朝末年就已经去了芝加哥谋生。辛亥革命第二年，祖父打算回乡接儿子，却在动身前夕暴毙身亡。兄妹的父亲在赴美梦破灭后过番到槟城，等到孩子们长大成才，还是拉着整家人移居到加拿大多伦多，并在芝加哥同乡会的协助下，找回他父亲的墓。
这趟美加行让我意识到播迁是个永恒的命题；人类总在寻找更翠绿的牧地、更宜居的环境、更丰厚的收入、更舒适的生活，并愿意为此离开熟悉的家园故土，到陌生异地闯荡。过去的播迁出于求存的无奈，凭借一股九死一生的勇气。今天的播迁却完全出于个人的选择，靠的是能跟得上时代需求的技能与本事。
在高度环球化的今天，只要有能力有条件，就能不受出生地所限，自由选择心仪的“家园”。如果能力不足，便少了选择的自由。很多现代社会愿意花大量资源去栽培社会所需的人才，但这些人才最终却未必选择留在栽培自己的那个社会。
（作者是新闻中心资深高级记者 chiayy@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