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以行动参与的机会，对任何不满只能在想法相近或者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宣泄，很容易“自我激进”形成一种定见，想象权力永远与自己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公民不服从运动”倾向于这种一刀切的负面思维。
在繁忙的珊顿道或乌节路上，看到一群水獭手足无措地过马路，你会怎么反应？
两周前出席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王瑞杰首场“群策群力共创未来”对话会，与会的代表大多来自各个社会组织，当中不少90后的代表，他们尤其关心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公平以及各种平权的课题。
其中一位代表说了不久前在珊顿道发生的这件趣闻，一群水獭进入闹区要过马路，路人都觉得很逗趣，没有人驱赶它们，汽车也放慢车速给它们让路，警察到场指挥交通让它们安全地行动。他说，那个画面令人鼓舞，这显示我们的社会可以很包容。他支持动物平权，进而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像对待水獭一样对待野猪和猴子。
当时我真的吓了一跳，心想：哈？这样也可以？如果动物和人完全共存，整个新加坡不是变成野生动物园？以后看到蟒蛇，是不是应该让它跑回树丛，回到大自然？
我完全尊重这位年轻人的爱心，也欣赏他不平则鸣的精神，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不代表做的事一定就是对的。
前些时候，我们办公室里也出现了老鼠，在捕鼠行动中抓到了一只小老鼠，同事拍了照片，在现代相机美图技术下，小老鼠样子看起来楚楚可怜。有同事觉得小老鼠好可爱，拿去人道毁灭太残忍。
我笑说：“它们不是迪士尼的米老鼠，是真的老鼠！”
在去中心化、重视交流和不同意见的今天，我一直在想，像我这个属于“不年轻的一辈”，跟这些90后讲我从小学习的“硬道理”，究竟是当头棒喝，还是一盆把他们的纯真与善意浇灭的冷水？
不同人生经历的人对不同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不一，自古如此。我想，在我刚步入社会时那些狂傲不羁的想法，也没少让前辈们感到匪夷所思。只是当时的人普遍比较“乖”，因为国家在发展中，学理科和工程的人多，这些科目功课特别重，又没有互联网，各种言论、思想和杂学的阅读与接触较少，很多精力旺盛的青年被引到务实的学习和工作路上。社会上有一条让人走出贫困，改善生活的规范路径，大家乖乖地走，大致上不会迷路。
以前那种上令下传、下情上达的沟通方式已一再证明过时了，我国第四代政治领袖们在反复思考从2011年大选之后的民心所向后，认为在新加坡“正确的政治”，应该是“伙伴式”，让热情有想法的人成为政府的伙伴，或者甚至是政府成为一些组织的伙伴，寻找共同的目标一起做事。
这是王瑞杰副总理和他领导的第四代，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有一个好的想法，不能保证必然成功，官方建立沟通桥梁后，参与的各方需要带着积极的心理一起讨论。
如果掌握权力的“旧势力”带着压抑异议的姿态沟通，或者追求平等的“新势力”抱着颠覆过去的挑战者姿态，不论多少沟通平台、多少交流会，都不能做到真正的对话交流。
新加坡管理大学行为科学研究院院长陈振中教授2014年在《海峡时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出了有效的社会沟通需要积极的心态。他说，对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自然地表达负面情绪与“负面思维”是两回事。负面思维是种种不愉快经验累积后悄然形成的，但是它可以传播很快，迅速地造成一种积重难返的结果。
陈教授认为，要转负为正，需要让民众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被听见，之后他们才可以把意见付诸行动，真正改良社会，改善生活。所以，言论必须和行动放在一起，人们的不满才可以获得实际的释放，而通过行动和实践，可以转换为正能量。
一位当兵的朋友说过，每年筹备各种大型活动，不论规模做得多大，付出多少彩排时间，总有人不满意。可是在浮动舞台举行的基本军训结业礼，不管出多少状况，参与者和出席者都兴高采烈，很少听到投诉。原因是前者由官方主导，民众抱着很高的期待参与，而结业礼筹备的人和主角都是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典礼自己忙，做起来也就充满正能量。
缺乏以行动参与的机会，对任何不满只能在想法相近或者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宣泄，很容易“自我激进”形成一种定见，想象权力永远与自己对立，在某种程度上，“公民不服从运动”倾向于这种一刀切的负面思维。
香港人就《逃犯条例》发起的连串大规模示威是负面思维战胜理性的结果，单是名称就可看出。这个本来是香港公务员为了弥补法律缺口的条例，被套上“反送中”的旗号，在“逢中必反”的负面思维框架中，即使有人敢为条例的必要性说句话，或者夸大的报道和示威者不当行为提出质疑，也只能发出微弱的声音。
我能理解香港人反抗的原因，香港以前是一个让穷人实现致富梦想的天堂，但是当富豪已经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社会阶级，财富的分配慢慢操控在富裕精英手中。政治权力控制在中央手中，财富又集中在富豪手上，人民只能通过街头运动发出声音。
回头看新加坡，我们的民主政治过去50多年来没什么高潮起伏，因为每一代的执政党领导团队都很有危机意识地顺应时代转变，调整沟通和执政方式。即便执政者如何转型，总是有些人相信，只有变天才是真的改变，然而执政党不可能不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思考的转变方式是因时制宜，而且是对国家的发展与稳定最有利的。
大家都要改变，但是大家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和做法改变，因此沟通显得特别重要。以前面提出的水獭和老鼠的例子来看，我还是不能接受动物平权的概念，但是给无害的动物合理的生活空间，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也支持自然爱好者的努力。
至于老鼠，只能把鼠害有多可怕这样的“硬道理”，换个温和与协商的语气好好说明，最终一些基本的是非，应该是普世而且跨世代的。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hanym@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