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渡


一场“反修例”抗争，闹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立法会被闯、被砸，导致立法会下来几个月都不能开会，对于任何民主社会来说都是莫大的悲剧。不满港青行为的一派谴责他们率性冲动；也有人打悲情牌，说他们是出于无奈和无助才会这么做。


谁人年少不轻狂？历史上愤青抛头颅洒热血的义愤之举多不胜数。但反修例、有意图地冲击民主社会中最为神圣的议事厅，又怎么可能只是青年所为？一些观察家就抛出了还有个别势力和利益相关方，企图用青年作为保护盾，以求全身而退的设想。


不管动机为何，香港社会走到分崩离析的局面，曝露政民之间的缺乏沟通和不信任，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港府未能及时聆听市民在修例事件上的怨言，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坦承自己在修例一事上操之过急。另一方面，尽管港府姿态一再软化，要求林郑下台的呼声仍不断。


民众对政府缺乏信任，几乎是每个社会最怕染上的“疾病”。它像流感一样，总是在抵抗力弱的时候来袭。虽然它并不是什么罕见疾病，多数时候稍加调养就能痊愈，但如果掉以轻心，不谨慎处理，也随时可能引发并发症，甚至夺命。以香港情况为例，就出现了一些二度、三度的揣测和阴谋论，提出林郑和香港警方是否蓄意放任示威者大闹立法会，以争取市民站在港府一侧来反对示威者。无论是否确有其事，这些猜疑本身都让香港社会在寻求磨合的道路上举步维艰。


面对这个困境的并非只有香港，全球范围内民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也普遍下降。无独有偶，教育部长王乙康本月3日在一场活动上致辞时，也对这个现象表示关注。他在列举公信力因何削减时提出一些可能原因，包括沟通双方所掌握的信息量不对称，及服务受众从网络等渠道能掌握到更多另类信息。数码科技也改变了人际关系的面貌，进而影响信任。


公共部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迫切须要维护公信力。王乙康提出了一些维护公信力的方法，如具备专业能力、维持高道德标准，及常常回馈社会等。但沟通既然是双向通道，保持通道畅通、寻找沟通方式的努力，就必须由双方同步落实，否则稍有拿捏失当，只会沦为单方面的讨好。


更须一提的是，共筑信任并不能等到社会濒临瓦解的时候，才赶忙开始建立。就如人际关系会经历高低潮一般，政民关系也须靠平日的建立和经营。社会关系趋于平缓时，容易滋生“一点点小事不可能带来什么巨大颠覆”的侥幸心理，但越是心存侥幸，就越可能安于表面的安定，而忽视沟通关系中是否有须要修补的缝隙。偏偏是这些免疫系统里的“漏洞”，在“病毒”来袭时最容易被钻空，引发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信任减退并非无法挽救，一个社会还是能积极地寻求和探索重筑政民间信任的渠道。只不过，在互信程度低的时候，要恢复甚至超出之前的信任水平，会比过去更须要投入心力和诚意。这包括以平和的语气提出合理诉求，并仔细聆听。一个民主社会是否成熟，并不只在于制度建设，因为设计再周全的制度，都不一定能面面俱到，更重要的是政民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理解对话和沟通。


（作者是新闻中心记者 yznam@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