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认为，宝岛台湾的建设，是原住民与先后移民共同的心血，就像岛国新加坡。以狭隘人为的“身份认同”相互排挤，恰恰是对“本土”最大的硬伤！
哈佛东亚系讲座教授王德威，为齐邦媛的文学记忆《巨流河》写过一篇经典评介——《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文中提到，国学大师钱穆（1895年-1990年）与齐邦媛的忘年之交，“是《巨流河》的另一高潮”。笔者这里不揣谫陋，牵强附会说一句，钱、齐的结识，是中华文史上千年一遇的近代传奇！
古往今来，有谁像他们那样，到了80岁的耄耋之年，仍怀着深深的恩情，书写自己的父母亲？而他们的记忆文字——钱穆的《八十忆双亲》和齐著《巨流河》，今天都相继成为国际聚焦的典籍。前者，是西方学界欲了解中华文化精髓的必读之作；《巨流河》英译本2018年中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王德威是幕后推手），则让齐先生的个人回忆，成为研究中国抗战史方面珍贵的参考。
诚然，《巨流河》内容丰富，牵涉的层面很广，本文只浅谈“忆双亲”这个环节。
笔者曾给《怡和世纪》第35期（2018年4月）供稿一篇——《钱穆故居为何叫素书楼》，交代过钱公的故事。话说钱穆先生1949年抵港，成立新亚书院，掌校与任教16年后，受国民政府老总统蒋中正礼遇，赴台讲学。素书楼，是设在台北外双溪东吴大学校园内的钱氏寓所。
1974年，钱穆以文言文写成《八十忆双亲》一书，讲述父母对他的生养之德。198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邓尔麟（Jerry Dennerline）得钱公门生余英时赠送此书一册，开启了他深研中国传统文化新的一页。邓的结论是，钱母的一生印证了儒家价值的力量，强调了家庭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八十忆双亲》中感人的一幕，是钱穆17岁时，在江苏无锡七房桥家乡得了伤寒症。虽有良医，但母亲在素书楼中，晨晚不离床，将近两个月后，钱穆才能吃点稀粥，和母亲手制的酱瓜，慢慢恢复进食。钱穆认为，这是母亲第二次给了他生命。台北外双溪寓所命名为素书楼，是“以志先母再生之恩于不忘。”
齐邦媛以语体文写成的《巨流河》，开篇第一章《生命之初》，讲述了作者1924年元宵节出生于东北辽宁的情景。母亲怀孕期间生病，婴儿先天不足，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有一天高烧不退，气若游丝，母亲在仍有余温的炕上抱着女儿不放。连一位来家里过节的亲戚都说：“把她放开吧。”母亲坚决地抱紧婴孩直到午夜，幸有长工到镇上找到一位能骑马，也肯冒着零下二、三十度严寒到村庄来的医生，小生命终于得救。“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在我生命之初，给了我双重的祝福。”
钱公与齐先生的另一共同点，就是回乡之望的断绝。钱穆由于不愿受共产党控制，曾被毛泽东钦点，与胡适、傅斯年并列三大“反动文人”，最后终老台湾。齐邦媛则从1999年开始，趁两岸关系较为缓解之际到访大陆，并到北京会见了1943年班的南开校友。她也面对了令人伤感的“巨变”——早年学潮中的学生领袖，“解放”后大都非死即贬；“美帝”办的燕京大学消失了；父亲齐世英所创东北中山中学，关闭了46年。
显然，在台湾，两位矢志与政治隔离的文化人，也都避免不了那里前前后后的政局风浪。那是关于一本新编《中国通史》被指亵渎武圣岳飞、“动摇国本”的谴责，让当时任职国立编译馆的齐邦媛，为征求国学家的意见，到素书楼拜访钱公。由于齐是“女流之辈”，钱也不认同这种把文史过度政治化的判断，两人都卷入风波。但也因为此事，在之后的16年，齐邦媛定时拜访钱穆，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的生存之道。
及后，台湾的“本土运动”滚滚而来，也让两位“外省人”饱受冲击。上回谈过了齐老师在台湾文教上的贡献，不再另赘。而钱公呢，素书楼22年的弦歌不辍，给台湾培养了多少汉学人才！然而，齐先生不时遇上的，是“你爱台湾吗？你有资格爱吗？”的讥讽。钱穆则于逝世前两个月，在立委陈水扁“侵占市产”指控下，与夫人同被逐出素书楼。
难得的是，风骨清高的文化人，对于安身立命的宝岛，仍然无怨无悔。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指出，一生戎马倥偬的父亲，只有在台湾落脚的40年，才有机会与家人一起生活。她也同夫婿在此找好面向太平洋的坟地，与就近的父母墓穴永世团圆。从钱公的谈话中，她了解到台湾曾给这位大师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严。
“自1990年8月30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巨流河》页434，记下了作者的感触。“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
笔者一直认为，宝岛台湾的建设，是原住民与先后移民共同的心血，就像岛国新加坡。以狭隘人为的“身份认同”相互排挤，恰恰是对“本土”最大的硬伤！
（作者是本地退休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