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之间
社会被功利主义绑架，并对文化有蔑视心态，可能让我们陷入窘境。
常说怕公务员背景相同，会出现集体盲思（groupthink）现象，公共服务委员会过去一年，为确保所吸引到的人才更多元，在颁发奖学金前积极邀请理工学院毕业生申请，也开始探讨在奖学金遴选过程中，用游戏测试来评估申请者。
委员会主席李子扬最近透露，委员会还刻意引导奖学金得主报读不同学科和到不同国家深造。
当然，以本届93名奖学金得主中，仍有过半颁给莱佛士书院和华侨中学毕业生来看，这次要扩大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申请源的效果不太显著，要在广泛征召精英学府以外的人才，与进行公平遴选之间有好的平衡，也没那么快见到成效。但委员会这次试尽各种方法以确保有所突破，也算是用心良苦。
奖学金颁奖礼上，公共服务委员会这次“庆祝”的主要是一些小成就，如获颁奖学金的工院毕业生人数创纪录、奖学金得主来自17个学府，源头最广等等。在众多个案中，也出现一些励志的故事：像一名在南洋理工学院修读哲学的马来学生，在访问中就谈到自己如何在父母离异后，与父亲一同捡破烂帮补家用。他在获颁奖学金后，也罕见地选择到英国牛津大学修读佛教研究硕士课程。
然而，原本应是能凸显委员会这次对奖学金得主选修科目相对开明的一个正面案例，却遭来了无谓的批评。
有公众投函报章，指奖学金得主应该修读“实际”的科目，质疑选修佛教研究，在价值上无法与修读数理、科学、工程或经济学相比，结果马来学生有趣的升学抉择，换来的是他人对于深究佛学，对新加坡经济与发展无用的评价。
委员会秘书处很快予以回应，公开支持这名学生的选择，表示公务员深入了解宗教，对未来制定政策有所帮助。记得在跟进报道这则新闻时，为了搜集更多背景资料，打给公共服务署，了解有多少得奖者选修像佛教研究这样的“非主流”学科，但电话另一头负责媒体联系的公关很无奈地说，从大数据到现代城市发展学到中东学，每一届的得主其实选修的科目五花八门，要分类成“主流”与“非主流”，甚至在“有用”“无用”间做归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很快理解她所说，没有追问下去。
在刚过去的星期三，出席华侨中学“百年华诞讲座系列”，坐在台下听前外交部长杨荣文从历史、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解析东西方世界大不同，听他从秦始皇歼灭六国、统一文字，说到汉代以仁与礼为基础的治理体制，从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西塞罗（Cicero）挫败喀提林（Catiline），企图推翻罗马共和国的阴谋，说到如今罗马教宗访华，我不禁想起马来学生选修佛教研究这件事，以及其中的“有用”与“无用”论。
英文有一个专有名词叫Renaissance Man，即“文艺复兴通人”，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群博雅之士，他们一般一专多能，特征是涉猎不同领域的学问，其中最著名的有画家达芬奇。而杨荣文对事物的看法，往往不但具有哲学高度，在演讲中他总用现实生活中自己的多重身份，透过小故事来解释道理，就经常让人觉得其形象最贴近一个“现代文艺复兴通人”，至少他可算是政治界与公共服务领域所需要培育，却仍相当少见的人物类型代表。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文化底蕴，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对各种知识与观点的包容，不去以分别和对立的思想看待世界，不去割裂而是在吸取各种精华后，充分展现的一种自信，不论在一个人身上或整个体制中都是如此。然而，不管是公共服务奖学金得主遭质疑事件，或是学生与家长看排名选学科的普遍现象，或最近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招生难问题等，都一再显示社会被功利主义绑架，并对文化有蔑视心态，可能让我们陷入的窘境。这绝对不单只是公共服务或教育学者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功利主义往往在资源相对匮乏中产生，此次读者投函对奖学金得主选修佛教研究表达不满，其立场就建立在奖学金是公家给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有用与否的权重非常重要。不过，这样的论述却忽略了社会文明的发展，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社会若要从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移动，就也要意识到一些“看似无用”的知识，最终也能在实践中运用，并必然可带来收获。
此外，新加坡要维护世俗主义，不代表须完全避谈宗教，这是公共服务委员会秘书处回应读者来函时所提出的另一观点，也揭露人们对认识宗教哲学，可能还持有单一或刻板的印象，甚至对凡与宗教有关的事情存有恐惧意识。这让人反射性地抗拒或排斥异己观点，一碰到与宗教有关之事就战战兢兢。这种心理若长期潜藏在新加坡这个多元宗教的社会中，是非常危险的。
在最近的一场宗教研讨会上，我国外交部前常任秘书、国大中东研究所主席比拉哈里就透露，研究所一名研究员最近接到某个福音派基督教会发出的匿名信威胁，因对方无法认同与包容研究员论文中所提出的学术观点，警方已介入调查。
他指出，这显示近期外部宗教趋势如何影响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如何展开有效的宗教对话，将会是新加坡社会下来最迫切的挑战。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ngwm@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