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特点是，良好的政策或是长远的战略性规划提出来之后，通常不会在政治上遭遇太大的掣肘力量，但与民沟通，争取民意的支持还是不可忽略的。安全问题如此，其他民生课题，如住屋课题亦如此。
最新一期《亚洲周刊》封面专题从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房屋问题的比较，分析两地政策之大不同，提出了一个“居住正义”的新鲜词，给新加坡房屋政策作出高度评价。
新、港两地同样有过一段被殖民的沧桑史，但两地一先一后脱离殖民统治之后，彼此相异之处逐渐扩大，从上世纪80年代同被列为“亚洲四小龙”，到今天“四小龙”的名词逐渐过时，各项世界评比都显示新加坡仍旧是实力雄厚，后劲十足。
前两天刚出炉的“全球安全城市”排行榜，新加坡在东京之后连续第三次排第二，大阪居第三。前十名里只有三个亚洲城市，日本两大都会和新加坡却包办了前三。香港的安全一向为人称道，得归功于香港警察的效率，但这次香港却猛跌了11位，排第20。
经济学人信息部每两年发表一次的调查结果综合了多项不同的指数，新加坡在“个人安全与基础建设安全”列第一。日本虽地处地震带，东京、大阪两大城市的安全却在世界前三名内。这项调查的指数中没有天灾一项，但日本城市在防震上有很高的规格要求和投入，“基础建设安全”应该是他们的强项。
没有天灾之患，恐怖袭击则成了新加坡国土安全上的最大隐患，从机场、港口、地铁站、地标建筑到新加坡人的心脏地带组屋区，都可能是恐怖分子下毒手的目标，一个城市的安全事实上不只是“敢不敢三更半夜在街上跑步”那么简单。新加坡的防恐演习几乎跟日本的震灾演习一样平常，加强国人的安全意识跟设施安全的投入一样重要。
全球安全城市调查报告指出，“拥有良好的政策是个别城市在基础建设安全方面取得佳绩的关键”；“新加坡无论是在可持续性发展计划、行人畅行度、建设单位能力以及风险评估等都达到满分”。有良好的政策，也要有高效率的执行能力，两者又是互为因果。
今年4月间斯里兰卡发生复活节数座教堂和数家酒店遭连环恐袭的震惊世界大事件，暴露了斯国政府在保安上的弱点，尽管事先已获得情报却不能有效地传达下去。侥幸心理是安全的最大顾忌，心存侥幸便谈不上“良好的政策”。
新加坡的特点是，良好的政策或是长远的战略性规划提出来之后，通常不会在政治上遭遇太大的掣肘力量，但与民沟通，争取民意的支持还是不可忽略的。安全问题如此，其他民生课题，如住屋课题亦如此。这个特点是世上少有的，这也是香港跟新加坡之间的最大差异。
《亚洲周刊》的专题报道中指出，香港房屋问题本质是“政府、房地产商的共犯结构”，拥有房屋者又因为个人利益，不希望房屋价格被压低，这样的利益阶级也占近半人口，他们构成了炒楼的“老鼠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港府即使有利民的房屋政策，一提出来之后，先得通过房地产商这一关。
该文对新加坡的房屋有深入的探讨，认为“香港必须效法新加坡，必须重拾香港的居住正义、分配正义，进行结构性的政治、经济大改革。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新加坡自建国开始便展开建屋计划，建国总理李光耀当时提出一个疑问，新加坡人凭什么把这个弹丸小国当作长久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让新加坡人对这个岛国有认同感，有stake（有利害关系）。政府掌握土地的宝贵资源，才能把房屋发展主动权操在手，才能发挥“居住正义”“分配正义”。因此，新加坡建屋发展局曾经一度被形容为“新加坡的第二政府”。
组屋政策行之多年已成为所有“核心政策之母”，公积金政策、鼓励生育政策、养老政策、族群政策、交通政策、保健服务、绿化政策等等都围绕着它而演变。政府要表达亲民，爱民无微不至，还是得从组屋区着手。让不同种族办红白事和社区活动的多功能亭子、给居民遮阳挡雨的有盖走道都已经成了发展组屋区，让旧组屋区（或称成熟组屋区）亮丽转型的“基础设施”。组屋政策都必须以为民纾困，提升生活素质为出发点。
组屋政策已经完成建国之初所定下的目标，但它仍然是政府可以发挥创意和人情味的领域。李显龙总理每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几乎都会公布一些跟组屋有关的措施或是政策。如“再创我们的家园计划”，对旧组屋区进行系统化的翻新，已经惠及榜鹅、杜生、义顺、东海岸、后港、裕廊、兀兰、大巴窑和白沙等九个组屋区。也许没有几个人会记得这是李总理早在12年前2007年群众大会上所宣布的。
组屋区内的新环境和新设施在很大的程度上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组屋生活给八成人口的成长过程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国人性格的塑造跟组屋生活有很大的关系。共同的组屋生活经验模糊了不同种族间的界线，不同种族间的邻里纠纷甚少听闻，这应该是组成新加坡“居住正义”故事的一部分。
新加坡的发展永远处于“工程进行中”（work in progress），每一代人都有机会见证这片土地上的许多变化，现在的年轻人走在组屋区内的有盖走道上，可能有时还会缅怀五年前、10年前走路去上学要面对日晒或雨淋的生活磨练。
新加坡今天的安全与舒适是用几代的时间打造，根基稳固却又是脆弱。安全与舒适最容易让政府和国人放松警惕，失去动力和想象力。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许多方面需要用钱，而且那时建国口号是建立一个“刚强勇猛的社会”，国民服役刚起步，日晒雨淋正好锻炼体魄。所以，建有盖走道，李光耀那一代领袖可能要说，Are you crazy?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