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领导人一向居安思危，肯定要以香港局势为戒。因此，今后当会更加竭尽所能，包括在政治上、在治理上、在法治上防止新加坡出现任何社会动乱，更不要说是香港式的暴力反体制、反政府运动。
香港动乱四个多月以来，我国领导人保持了一种“大声的沉默”，这种沉默让人听得到和看得到。这次暴力乱港就像几年前的占中运动，表面上是一种追求民主的社会运动，但其背后是各种势力在较劲，涉及金钱和西方的政治议程。一向谨事慎言的我国政治领导人的相对沉默也的确让人感觉到香港局势的微妙，不少人在期待我国领导的立场和对形势的解读。
李显龙总理本周两度提到香港的局势，他在全国职总四年一度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香港因反修订《逃犯条例》导致示威与暴力升级，恰恰反映出市民对经济和社会的关切没有被正视。”他说，新加坡和香港的情况不同，但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开种种撕裂社会的势力，他说：“若事情果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须要承担一样甚至更糟糕的后果，因为我们更脆弱。”他也发出警惕之言，“精英与社会脱节，只顾自身利益，看不起平民，这导致社会契约瓦解。愤怒让他们只想破坏对他们没有用的体制，就算这于事无补也不在乎。”他这一番话也可视为对目前香港局势的评价。
隔天，李总理在福布斯环球总裁大会上回答有关香港问题时说，香港示威者的“五大诉求”不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而是旨在羞辱香港政府，并把港府逼下台的诉求。他认为，香港可考虑推出一些立法改革，以协助恢复社会秩序，但“这也不容易”。
总理两次有关香港的谈话意涵显示政府非常关注香港的局势，因为香港跟新加坡有许多可比性，从政治角度来看，我国领导人必须认真看待“香港动乱也会有一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领导人不能表现出过度的自信，过度自信就是自满。
不少资金已从香港流向新加坡，这只是对新加坡有利的短期反应。中长期而言，中国与美国在香港问题上角力对区域所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眼前还是无法估量。
我国领导人一向居安思危，肯定要以香港局势为戒。因此，今后当会更加竭尽所能，包括在政治上、在治理上、在法治上防止新加坡出现任何社会动乱，更不要说是香港式的暴力反体制、反政府运动。
香港示威者不惜以暴力占领机场、破坏地铁服务、瘫痪人民的正常生活，其偏激方式可能产生外溢效应。正如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世界许多城市刮起copycat（模仿）之风，香港民主派阵营学得快，随即在香港翻版。
得到西方势力在幕后支持的香港蒙面黑衣示威运动的极端暴力模式，今后也可能被世界其他社会运动奉为教战手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环保主义者近日表示有样学样想要以占领机场表达诉求，过去一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分离主义显然是受到香港式暴动的“鼓舞”，而进行连续几天的示威浪潮，围堵公路，占领机场，扬言要成为“香港第二”。
西班牙政府尽可放心的是，加泰罗尼亚缺乏作为“香港第二”的条件，首先它原本的自治地位几年前已被收回，命运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次，它不像香港那样世界独一无二地把司法权几乎完全交到西方人手上，警察捉人，法官放人的情形不会在西班牙出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西班牙警察执法时不会畏手畏脚，因为欧美国家不会故意跟西班牙政府为难而恶意批评。何况西班牙就跟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实施禁蒙面法，防止示威者隐藏面目，为所欲为。
西方国家禁止蒙面示威，却支持香港的蒙面人的破坏行为，这种毫无掩饰的双重标准世界各国都看在眼里，但没有人愿意点破，因为，国际上都明了，香港只是一个棋子，这是中美大国势力博弈的一盘棋。
香港的民主运动未能在大陆年轻人当中引起共鸣，原因在于香港示威者已成为了反大陆同胞的急先锋，他们践踏中国国旗，挥舞英国和美国国旗的行动，激起了大陆上的爱国情绪和民族主义，这一点应该是叫美国大失所望。
本周一美国《纽约时报》一篇题为“One country, no arguments”（一个国家，没得争论）的专题报道说，香港的示威行动在大陆几乎得不到同情和支持，甚至美国NBA的火箭队（让姚明成名的球队）的总经理莫雷的一则支持香港民主示威的简单推特也踩到地雷，在中国大陆网民中激起众怒，并随即影响到了火箭队以及整个NBA联盟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利益。
该篇文章说，有趣的是，中国人动不动抬出14亿人口的说法，对西方人来说，是一种“奇怪的语言”，因为在美国，没有人会说3亿人怎么想，在英国也没有人会说6000万人会怎么说。
中国民族过去近200年来经过西方和日本的侵略和掠夺的耻辱，所以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人是敏感的。
西方如果是想利用香港问题推进他们分裂中国国家的议程，就会尽力阻止香港成为“一国两制”的样板。香港的命运不知何时已被下了毒咒。
香港有组织的集体暴力运动再不收敛，继续“自戕”不息，就可以跟恐怖主义称兄道弟了。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