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冲突扩大，人以群分的时候，语言与文化是最容易牵动情绪的题材之一，而激烈竞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往往是让人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有个东西像一道很亮、很炽热，甚至显得刺目的光束存在着，随着国家发展、社会变化还有时间迁移，这道光渐渐变得柔和，甚至有点无力。然而，再微弱的光，它还是有指路的力量，把人引向光的源头。
华文教育、南大、华语，就是这道光束。光之源，也就是华人文化，它非善非恶，但是在一定的历史空间里，碰到新加坡当时的地缘政治、国内英文教育和华文教育群体间的隔阂以及多元种族社会的现实，被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力量扭曲。
那个时代的不同参与群体，对语文与政治有不同的解读。事实上，语文问题在任何冲突中，都很容易变成一个政治问题，原因是语文是文化、思想和思维模式的本源，互为表里。当冲突扩大，人以群分的时候，语言与文化是最容易牵动情绪的题材之一，而激烈竞争所带来的残酷后果，往往是让人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五六十年代关于南大和华文教育的竞争，我没赶上。在建国之后出生的这一代，成长时期还可以感受到语文政策改变在社会上累积的一股怨气或者委屈感，伴随着很多人的一生，难以挥去。与此同时，周遭有更多务实的人要下一代接受英文教育，因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甚至过度补偿，在生活中不用华文华语，渐渐地把这个语言变成课堂里的考试科目。
华文华语，在五六十年代背负的政治包袱还没卸下，又加上了应试教育的包袱，学习华文华语，沉重无比。无可否认，一个个的包袱也压坏了一些人，他们抱着遗憾与委屈跟着国家一起成长。他们是立国一代。
有意思的是，本月22日财政部发表的《跨代之间关键社会经济成果》报告，在我看来，间接地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做了个交代。
这个报告研究1940年到1979年出生的新加坡人社会经济特性，显示随着升学机会增加和教育素质提升，教育程度一代比一代高，薪金中位数过去20年也稳健攀升。70年之后出世的新加坡人，不仅学历较高、工资更优渥，退休储蓄也更多，40多岁国人公积金存款中位数，是立国一代在中年时的三倍。
70年之后出世的一代，在经历教育制度转型之痛后，接受全国统一的教育，那些还坚持学习和使用华文华语的，如果持续选修母语第一语文或者后来的高级华文，如今应该会感激父母当年的选择。
然而，也是这一代人悄悄地把华文华语冷落了。
同样是22日，李显龙总理在讲华语运动40周年庆典上致辞时说，20年前超过一半的华族家庭在家讲华语，今年针对小一新生入学时做的家庭用语调查，71％的华族家庭在家用英语。马来族和印族同胞家庭用语的情况也和华族差不多。
在我们这个多元种族的国家里，这样的结果在某种论述下不是坏事，它说明大部分的新加坡人在相似的环境中成长，这对于国家认同感的建立有益。然而，这个现象的背面，是一种文化优势的流失，对任何种族来说，都将是长远的遗憾。最为明显的是语文能力的平庸化。原本以掌握双语为豪的新加坡人，如果只能在考场上勉强考出个可以升学的成绩，那和一个会讲华语的美国人、英国人、泰国人、韩国人相比，实在没有什么优势，甚至还比别人欠缺了一份诚意。
我受儒家影响，每次谈到掌握华文华语会因为中国的崛起得到好处，就会想起孟子的名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当然，对于没有什么机会接触儒家的大部分人，先从好处出发，进而加强文化的认识，也是一种方法。
家，是每个人的第一学堂，鼓励华族家庭在家里和孩子讲华语，无疑是最直接的。然而，在家庭与学校之外，生活语文多样性的使用也应该加强。多年来《联合早报》交流站不时有读者来函要求提供华文告示或者说明，官方的回答经常是我们是多元种族社会，而告示和说明的空间不足或者时间有限，只能用英文英语这个工作语文。很多长辈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官僚思维不改变，他们只好自己适应，勉强也能生活。
我们为自己语言的多样性设限，例子不胜枚举，多提显得小气。不过，趁着讨论鼓励在家多用华语，大家也应该打破僵化的思维框框，在各方面尝试多语的使用。
随着当年因为华文教育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分歧，与政府站在对立面的陈六使先生对南大的贡献受到了高度的肯定，以云南园一条路纪念他，“语言与政治”这个曾经笼罩在一代人学习路上的阴霾，随着时代的更迭，恩怨褪色。
包袱一个个卸下的华文，能不能恢复华族文化的本来颜色，轻装上阵，让人轻松学习，最终还是取决于这一代人的心态。纵使中国的崛起让华文经济效益扩大，新加坡毕竟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华族家长们如果把孩子学华文、用华语这件事完全交给学校和社会，那掌握好这个语文终究知易行难。
学习华语，从家里出发，我想更能确保蕴含在文化中的光继续传承，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当然在经济发展上也不会让我们吃亏。
（作者是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心总编辑 hanym@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