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


如何管制个人代步工具的讨论，再次置于风口浪尖上。政府11月4日在国会宣布，禁止骑士在人行道上使用电动踏板车，新条例隔日生效，令许多使用者包括送餐员措手不及。随后大批送餐员到议员接见选民活动上向总理部长请愿，政府态度随着明显软化，11月8日推出700万元津贴计划，让送餐员获得多达1000元的津贴购买脚踏车等替代交通工具。


遗憾的是，这个缓解民怨的配套，却带出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700万元津贴有一半来自政府，另一半则由三家私营业者承担。350万元对政府来说不是什么沉重负担，但要纳税人为送餐员买单，就有了争议性了。这已经不是金额多少的问题，而是原则问题。


外卖送餐业者只负责两件事：提供平台，以及吸引餐饮业者、送餐员和消费者三方使用。送餐员通过平台接单取送餐费，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指定订单数量，还能获得额外奖金。送餐员严格来说是个体户，当中不少人选择购买电板车，就是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迅速完成送餐，一天里就能接更多的活，获得更多的奖励金。


这与任何商业投资并无不同。例如，泡泡茶店看好本地市场的巨大潜能，投资购买先进器材以便增加销量，然而投入资金不久，政府制定限糖措施，泡泡茶成本提高，茶店生意大受影响。此时这些商家要求政府出资填补亏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要求。


有关个人代步工具的争议，本来是公共安全与公路使用权上的冲突，但矛盾随着政府对业者和送餐员的350万元直接贴补，已经上升成为更大的公共资源分配矛盾。国人缴税并通过社会转移补贴弱势群体，是作为社会一分子应尽之责，但纳税人的钱不应被用来填补他人投资失利的亏损。如此开了不良先例，是否意味着未来任何群体只要提高声量，包围民意代表，就能迫使决策者软化掏钱？


当然，我们都很了解，请愿者当中不乏以家庭条件不好、生计受影响等为由寻求援助的人。个人代步工具限令发展成为社会问题，确实与不少送餐员来自弱势群体有关。他们有的教育程度低，无法找到薪酬更好的工作；有的因照顾家中老小而需要灵活工作时间，家庭收入普遍不高，因而送餐收入的变化对其生计的影响不小，限令确实导致他们陷入较为不利的处境。但不能否认的是，送餐员买电板车是出自个人决定。


其实政府若要解决的是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平的问题，是可考虑通过现有或新增的社会援助计划，加大力度帮助所有老弱病残，或为送餐员提供技能培训和转职介绍；提供只让特定行业群体受惠的直接贴补，已经有违公共资源分配的公允原则。


更重要的是，个人代步工具限令引发的“送餐危机”，以700万元津贴的方式告一段落，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三家送餐服务公司。它们虽然也得拿出钱来津贴送餐员，但除此之外就继续照常营业，无需担心送餐员的大量流失，也无须承担其他社会成本，因为有政府和公众为他们买单，是一笔极为划算的买卖。


企业运用科技推出新服务，制造新供需和就业岗位有其积极作用，但若说零工经济加剧员工剥削和不平等的社会问题，政府在制定对策时，从中获利的资本方，必须在解决方案中承担比现在多更多的责任。很遗憾的，在此事件中，我们无法在业者身上看到多大的诚意。


（作者是新闻中心品牌与受众组长 limxh@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