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
抗疫当下，政府发布什么信息、何时以及如何发布信息，都会无限放大，成了众人茶余饭后的话题。
1月底，国家环境局发布清洗和消毒临时指南，面向可能已接触到2019冠状病毒的住宅。当局透过指南列明清洗和消毒时须用到的漂白水、一次性手套和手术口罩等清洁用品。
由于这个清单也列出部分产品的牌子，文告一经发布，我的一个WhatsApp聊天群组即刻展开热议。
有的人不太赞同政府列出特定品牌，担心这会导致民众竞相抢购这些产品；有的则认为如果只注明产品应具备什么成分，却不以一些大家熟悉的品牌为例子，很多老百姓可能会不知道该买什么，他们甚至会误以为非得购买价格昂贵的清洁或消毒用品不可，这与一些家长坚持购买“名牌”奶粉的心理无异；还有人欣赏政府透过此举展示领导力，省却民众四处搜索信息的麻烦。
这场讨论后来还牵扯出媒体可扮演的角色，以及假新闻大行其道，政府和个人的责任等等。
我在群组中留言时，形容讨论很有养分，大家都不固执己见，而是在其他人提出看法时，频频点赞或提出相关疑问。理性分析、接纳不同意见、站在他人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些都是抗疫时消除疑虑，甚至是抑制恐惧所应有的态度。
多年来研究恐惧心理的肯特大学社会学荣誉教授富里迪（Frank Furedi）认为，恐惧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人造”（engineered）的、学来的。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努尔（Farish A. Noor）副教授以此为基础，指出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制造恐惧影像的世界，不管是电视、电影、社交媒体还是电玩，都不断提醒我们要步步为营、不可掉以轻心。
这样一来，吃的、用的是否安全都足以让我们担心害怕，而且这种担忧永无止境。努尔认为，“宣扬害怕、焦虑和恐惧的流行文化”，导致全世界的不同社会脆弱无比，也容易让医疗事件分化社会。
民粹主义的政客此时信口开河，最容易取悦民众；但有远见的政府会跟人民沟通、频密发布信息，从而赋予民众知情权。
或许又有人会问；多少信息才足够，有没有信息过多反而制造恐慌的可能性？打个比方，抗疫时期，政府如果公布口罩存量，会否提前掀起更狂热的“统统都抢”热潮？
再以李显龙总理上周六针对冠病疫情所发表的声明为例，他坦言若确诊病例持续攀升，而死亡率维持在低水平，政府可能调整策略，让轻微病患看家庭医生，卫生部也可能不再追踪所有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这番言论的前提是，若病毒已在本地广泛传播，进行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将无济于事；而让所有可疑病例住院和接受隔离治疗，医院可能不胜负荷。
总理的言论引来一些网民非议，也令一些人感到费解：总理在事情还未发生前就这么说，难道就不担心大家容易断章取义，以为政府这么快就放弃这场战役？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认为，总理选择预告做法，考验的是国人对政府的信任。我觉得不仅如此，这同时也考验政府对国人的信任。国人若相信政府，大家会愿意响应号召，冷静且团结地抗疫；政府若相信国人，会尊重他们的知情权，让大家心里有数地如常生活。
我始终相信：改进沟通的空间依然存在，沟通的信息量是否拿捏得当，关键是沟通信息者与受众之间是否存在互信。
（作者是新闻中心采访副主任（政治）hosb@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