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之言
客工宿舍群聚感染情况恶化之后，网上出现这样的言论：还不赶快去检查女佣！
这类言论总是参杂着各种不怀好意的措辞，实际上是在影射外劳与女佣的男女关系，背后有一股畸形的道德驱力。
对一些人来说，客工与女佣星期天在公共空间的聚会显然很扎眼，会让他们浮想联翩。
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在他们眼中，客工和女佣看起来很陌生，形象很扁平，同时也背负了一些污名。
很多雇主不愿意让女佣出门，最常听见的理由是害怕女佣被搞大肚子，仿佛这份工作的附带条件是禁欲，于是倾向禁足，而非正确的性教育。
但愿这次“断路器”阻断措施，能让一般老百姓产生同理心。4月7日实施以来，多少人已经受不了了；但事实是，广大的女佣群体，工作几年来大多都处在类似的“阻断”状态中，没有多少人身自由。
我们需要更多的同理心。
至于客工，自2013年小印度事件发生之后，大型的客工宿舍如雨后春笋建立。这些大型宿舍提供一站式服务，力求把住户“留”在宿舍范围内，潜台词是少出去就少闹事。
新加坡政府在2015年推出《客工宿舍法令》，借此确保宿舍达到一定标准，确实有助于改善客工的居住情况。记得八九年前，当我还是前线记者的时候，就曾接到好几次客工爆料，投诉糟糕的住宿环境。我也参与过人力部的突击行动，甚至见过芽笼一栋建筑底层，整个大厅铺满床睡满人，仿佛集中营。这类新闻似乎已不多见，或许可以判断为客工居住环境改善了。但这次冠病在客工宿舍蔓延，却让客工住宿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原来现有的机制和生活环境，仍无法保障客工的安全。
一个批评是，当政府采取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政策的时候，住在拥挤宿舍里的客工实在难以执行。
客工诗人沙里夫（MD Sharif）在病毒阻断措施实施以来，每天在面簿写日记，让人一窥客工宿舍的现实。他们担心染病，害怕死亡，有些人甚至领不到工资，手足无措。最近一篇，他指出了客工面对的老掉牙的问题：环境卫生、上下班总是被迫挤在拥挤的罗厘中，希望相关单位携手解决。
另一个让我在意的是，连日来政府公布冠病确诊病例时，特别将客工感染群与本地社区感染区隔。当然，不同群聚感染的要区隔，但是特别将工作准证持有人与社区感染区隔，恐怕会在潜意识中深化他者的形象。
当污名化客工群体的言论开始蠢蠢欲动（比如有人写文章，批评他们肮脏才导致生活环境不卫生），正名的手段就显得必要。客工仍然是新加坡社区的一份子，而不是作为社区的对立面。
不妨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本地历史学者罗家成与传染病专家许励扬合著的《肺结核——新加坡经验（1867年-2018年）：疾病、社会与国家》就指出，从上个世纪初肺结核在初来乍到的苦力之间广泛传播，渐渐被看作是苦力的疾病（在殖民者眼中更是亚洲人的弱点，因为死亡率偏高，而忽略了那其实是因为不同阶层生活环境差异所致）。
后来官员发现居住环境与疾病传播有关，进而促进了公共住房的建设，慢慢演变成现在的组屋政策。
如今历史仿佛又重演了，居住环境再次成为传染病的温床，影响着最底层的劳动阶级，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研究出新的客工住宿政策。我们也不该任由风凉话得寸进尺，不要让冠病成为客工与女佣群体的新污名。
有空说风凉话，不如去看看电影，个人推荐老戏《马路天使》或者新戏《寄生上流》。
（作者是新闻中心体育组高级记者 yxtan@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