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种族主义深植于社会，成为体制化的一部分时，种族主义就像躲在暗处的幽灵。
呼吸是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最原始的人权，早早、早早在地球上有今日主权国家之前，这个人权已是一种普世价值观。
当一个生命从母体出来之后，他的感官最先接触到的是地球上的空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也许就是向妈妈发出的感恩。因此，当一个人的呼吸自由被人剥夺，当他的气息逐渐消失时，只能微弱的喊着“ma ma！”，因为他最后想到的仍是第一个赋予他作为人的最基本自由的人。
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城的弗洛伊德事件案发时，白人警察一脸冷酷无情，足足八分多钟，在受害者以逐渐微弱的声音求饶，说他不能呼吸的时候，他始终不看一眼，似乎压在他膝盖下的是一条恶狗，不是一个人。
这名身高2米，身材魁梧，手无寸铁的黑人临死前向妈妈发出的呼救声，声音是那么地脆弱，却震惊了全世界。
仅仅约10分钟的镜头将成为历史见证，它不只是对一起赤裸裸的杀害的现场见证，也是一次对美国政治精英和美国制度的拷问；它已深深嵌入全世界的人的记忆里（可能连外星人都已知道了）。
现在人们都在嘲笑揶揄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双重标准”，但“双重标准”本来就是美国把人权当武器使用的策略。如果人们以为弗洛伊德事件，会对美国今后的人权策略造成根本的改变，或美国就此走向解体道路，那就想得太远了。
每当美国发生反种族主义抗议示威浪潮时，总会酿成一次社会运动；而每一次参与者当中也有不少白人，他们也总会在这时候，想起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1963年的那一次“我有一个梦想”的激情演讲，以及他在1968年4月遭暗杀所引起的社会动荡。
马丁路德金的儿子，马丁路德金三世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访问时说，杀害弗洛伊德的警察扮演法官、陪审员和刽子手的角色。他从非暴力的角度来看，也可以理解为何抗议者会暴发全国性的打砸烧抢。他说，他的父亲从不鼓吹暴力，因为“暴力是声音无法被听到者的语言”。他说，每次针对黑人的警察暴力引发的抗议，都一再揭开旧的疮疤。
已进入第二周的抗议示威浪潮，已蔓延到美国的西方盟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街头也燃起示威怒火。但是这些国家本身也存在种族主义的顽固势力，如过去几个月来，在特朗普的煽动下，把冠病归咎于中国，使得亚裔和中国人在这些国家，都曾遭遇种族歧视的骚扰或攻击。
美国的经验是一面镜子，维护种族和谐，单靠宪法的保障是不够的。当种族主义深植于社会，成为体制化的一部分时，种族主义就像躲在暗处的幽灵。
冠病疫情未退，经济衰退已成定局，美国今天的失业率逼近20%，无论是冠病肆虐或是失业，黑人都是最大受害者，抗议示威给他们一个宣泄情绪的机会。
这次美国的全国抗议动乱，加上大流行病，高失业率，跟上世纪60年代的司法不公和美国介入越战，导致社会分裂的背景颇有相似之处，却不尽相同。
越战时，黑人觉得他们是征兵制度下的受害者，他们受征召的人数明显超过人口中的比率。反越战的时代浪潮经久不衰，黑人和不少白人认为越战是不义之战。一代拳王阿里宁可蹲大牢，也不愿到越南战场去送死，因此被褫夺世界重量级冠军的头衔。
在动乱的时局下，共和党的尼逊在1968年11月的总统选举中，以“法律与秩序”（law and order）争取选票而上台。此次特朗普也是以“法律与秩序”作为他高喊出兵平乱的借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曼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里，毫不客气地说，特朗普无法跟尼逊相提并论。
周三（6月3日）是新加坡警察部队成立200周年。200周年富有历史意义，却因为冠病疫情而低调在网上举行纪念仪式。李显龙总理在线上庆典感谢警员的“无惧无偏，不分种族、语言和宗教，致力捍卫新加坡”。这是新加坡领导一贯强调的信息，此时此刻更具深意。
过去几个月来，冠病疫情曾引发几起涉及种族偏见的可大可小事件，当局都即刻反应，显示当局严肃看待这类敏感课题。
当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一员时，新加坡的警察部队听命于吉隆坡的中央政府。1964年7月和9月两次种族暴乱，以马来人为主的警察部队偏袒马来极端主义分子，让新加坡社会感受到极大的威胁和不安。这一段黑暗日子，也让新加坡在独立之后，更珍惜以公正不阿的司法和执法，维护“法律与秩序”的重要性。
人们不论肤色、信仰、国籍，都在新加坡法律之下获得公平对待，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之下，各个种族的呼吸自由和活动空间受到保障。
一个“法律与秩序”不可妥协的社会，才能确保外国势力难以借任何突发事件，干涉新加坡的司法和主权的独立。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