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闻里总是不缺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难以不产生对人类的决策能力的怀疑。
经济学教我们要从理性的角度思考问题，人类对效用（utility）和利益最大化的需求，推动着行为与决策朝特定的方向发展，变得可以预测。放大了来说，经济学里那只“看不见的手”，也是基于理性人对利益的追求这一假设。
不过单凭理性真的能预判人类的决策吗？心理学认为不太可能。
心理学展示的是另一种情况——人类的理性往往受到认知、思维能力、外在环境的限制。没有人是全知全能，因此也没有人能做出完全理性的决策。
1975年的图灵奖和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司马贺（Herbert A. Simon）创造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这个术语，来补充及修正传统经济学对人类决策行为解释的不足。
司马贺认为，必须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限制，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以及其相互影响的限制。在现实状况中，人们所获得的信息、知识与能力都是有限的，所能够考虑的方案也是有限的，未必能作出使得效用最大化的决策。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如何做决策？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心理学家对此展开深刻且广泛的研究。当前的普遍共识是，为了减少做决策时所需的认知负担，个体往往会采用一些思维上的“捷径”（heuristics）。
比如“可得性法则”（Availability Heuristic），就是根据认知上的易得性而并非统计学上的知识，来判断事件的可能性。比如德国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的研究显示，美国九一一事件后，许多美国人对飞行产生恐惧心理，出行时避免坐飞机，而是选择坐汽车。但事实上在美国公路上开车死去的概率，远高于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坠毁的概率。
司马贺的“有限理性”理论，成为日后认知心理学、行为经济学等学科的重要基石之一。在21世纪的首20年里，就有三名学者凭借着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撇开行为经济学近年的兴盛不谈，如果一个人受生理与环境不同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做出最理性的决策，一群人又如何呢？
按照常理来说，每个人的认知能力、经历、受外界影响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因此在同样的环境下，也会展现出不同的决策能力。
因此，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如果能保持有效的沟通，大家群策群力，或许能够做出比个体更加理性的决策。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认识到人类本身的局限性与不理性，是朝着做理性决策方向踏出的第一步。
不过群体性决策也有自己的缺陷，从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的《乌合之众》，到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都再三展示个体的声音如何被群体淹没，如何同化为群体的帮凶。
从数年前开始席卷全球的民粹主义浪潮，恰好放大了个体中不理性的成分，将其与情绪捆绑，在群体中扩散，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迷思。现在本应代表着人类理性思维的大国领导者，反而也主动或被动成为不理性的代言人。
失去理性的制衡，人类文明该何去何从？
（作者是本报中国新闻组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