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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常跟小孩说，不要欺贫凌弱，却未必能以身作则。
刚过去的国庆日，发生一件芝麻大的趣事。
那天，机动部队走入邻里，民众热情夹道观礼。部队行经兀兰1道时，跟在后面的电单车送餐员，看到这般热闹场景，一时兴起也挥起左手向路旁的民众致意。好玩的是，原本准备散去的群众也报以欢呼和掌声。
送餐一职，在各行业受疫情打击的今天，对很多人来说是最容易的出路，既不需要文凭，也不必经验。但也因为这样，这些人往往最得不到基本的尊重。
在一些人心里，低门槛的行业，跟低工资、低地位，是划等号的。在社交媒体上，时不时就会看到送餐员、保安人员、清洁工人或客工被恶待辱骂的事。
不久前就有一食客疑不满咖啡被收走，向收碗嫂丢碗，甚至推倒对方，造成她肩骨骨折，日前被控动粗和蓄意伤人罪。食客称收碗嫂拿扫把追赶他，他为了自卫才会拿碗丢她，但本案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便讨论是非。
人的尊严和价值，往往与财产和身份挂钩；赚钱比别人多的，讲话可以大声点，若身居高位，即便所做的工作不直接影响他人的生活，别人对其的敬畏也不会少一点。
《星期日时报》今年6月展开的一项千人网络调查显示，有更多国人肯定必要员工的贡献，表示支持他们享有更高薪金。
每10人中，有约8人愿多付10%或20%的服务费（如杂费）给必要员工（如清洁或保安业），如果这些钱是直接付给他们的话。
就疫情如何影响他们对必要员工的看法时，有73%说他们“现在更尊重必要员工了”。因为疫情，很多客工不能外出工作，小贩中心的清洁、公园小径的野草，让人无法不正视这些生活的不便。
一朋友感叹，半年来，疫情引发的各种关于客工的讨论，凸显我们不论是房屋或服务，过于依赖外人，却只愿付出低廉代价的心态；另一边厢，因种种不同原因而愿意接受低薪也大有人在。有供有求的生态环境，造就今天的外劳问题。罪魁祸首，是全体新加坡人。
改善低薪工友的待遇，在大选时是个受争议的课题。最低薪金牵涉范围很复杂，很难有定论。
有一点倒是不难做到，那就是给予这个群体基本的尊敬。所接触过的低薪员工中，很多自信心不足。
认识一名有中学程度的清洁女工，英语流利，曾在高级沙拉店卖三文治；大病痊愈后，找住家附近的清洁差事。
她说，第一天上班，连头都不敢抬，因为觉得清洁工很让人瞧不起。慢慢地，发现办公室的人对她还不错，才渐渐喜欢这份工作。
大人常跟小孩说，不要欺贫凌弱，却未必能以身作则。
代表虐佣案的律师朋友，一次就感慨地说，要看一个人的品格，看看他如何对待女佣就知道了。
大人如何对待女佣，孩子最清楚，也会有样学样。日常生活中，好东西留给自己和孩子，次等的给菲佣或客工。
孩子自小知道对人的待遇有差别，无形中形成“凡事我最大”的姿态。更可怕的是，培养了大量缺乏同理心的下一代，就别奢望孩子具有悲天悯人的观念。
朋友一次跟孩子谈火灾新闻，屋主无家可归的困境，孩子淡淡地说，有保险赔偿，哪会惨？
日前，翻阅到联合国1955年制订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曼德拉规则）的资料。这套规则提出一系列具有人道主义的基本理念，是联合国认为适当对待囚犯的最低条件，也是联合国司法领域内保护囚犯基本权利的重要法律文件之一。
规则非常详细，除了纪律、惩罚和限制，也涵盖从饮食、锻炼和运动，到医疗保健服务，关注有精神残疾和健康问题的囚犯的特别安排和治疗。
连囚犯都有基本权利，何况是处处为我们提供方便的工友？
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多付一点薪酬，但善心、微笑和鼓励，每个人都有能力付出，也不该吝于付出。
（作者是新闻中心资深高级记者 pohlh@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