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搭地铁，对面坐着两个正在聊天的中年男子。我原本没太在意他们，直到突然听见一把洪亮的声音对着二人说：“为了大家的安全，不能在地铁上说话。”
抬头一看，一名说话字正腔圆的妇女正指着车厢内的告示，虽不至于怒气冲冲，但也算是正颜厉色。两名男子立刻讪讪然地噤声，车厢内其他人也不敢再发一语。
面对这样的场面，你会认为妇女是刚强正直？亦或是一板一眼？
坦白说，我当时感到不自在，虽说她挺身而出，维护抗疫措施，但毕竟两名男子只是面对彼此说话，且声量不大，如此不留余地地当众教训，稍显苛刻。
抗疫措施对生活造成诸多不便，虽不乏一些爱抓人小辫子的公民记者，专门抓拍没戴口罩者的照片，但多数人还是倾向在规则之下，为他人留点余地的。
例如，尽管明文规定，每户家庭一次只能接待不超过五名访客，但考虑到长辈在病毒阻断期间相互思念，一些大家庭在聚会时偶尔超出五人。即便如此，邻居一般会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他们别太过分。
我国社区病例过去一周平均每天两起。虽说病例减少，不等于说抗疫就可松懈下来，但相互为难苛责的做法，反而会营造消极气氛，让人倍感压抑。
同样的，抗疫措施的制定也须留有余地。近日有乘客以脖套当口罩被巴士车长拒载，有读者就投函《联合早报》，呼吁卫生部发出明确指示，告知公众除了口罩以外，脖套或头巾等均不能接受。
但要详细规定公众戴上怎样的口罩，本身就是个挑战。如一名读者所说，如果卫生部以脖套或头巾的防护作用不佳为由，规定不能使用，那材质较薄的单层口罩又能否接受？
这也会对执法构成困难。公众戴与不戴口罩，可从远处就观察到，但若还得纠结于口罩设计和材质，只会为执法人员徒增麻烦。
最重要的是，抗疫措施应把握平衡，严而不苛。卫生部以“不建议”来回应脖套或头巾的使用，与其说是模棱两可，更多是留有余地，让民众不至于被压得喘不过气。
要知道，未必人人都负担得起防护效果较好的三层口罩或医用口罩。以一家五口为例，如果每人每天要用口罩，那一个月下来就需要150个口罩。假设50个口罩20元，那户家庭每月的开销将增加60元。相比之下，租赁组屋月租只介于几十元至几百元。
或许有人会反驳说，政府既已分发免费口罩，何不规定人们佩戴这些“官配”口罩。但我认为，抗疫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自律地配合，而要说服他们配合，就不能矫枉过正，过度控制，以免引发他们对措施的厌恶情绪，甚至是反弹。
回到我在开篇所提的事件，相信多数人会同意，即使戴了口罩，若能避免在封闭的车厢内聊天，确实会营造更安全的环境。只是妇女讲理却不讲情面的做法，却起到反效果，被训的两名男子大概也只记得自己的尴尬，而难以启发他们自省。
同样的，若能戴上防护效果较好的口罩，自然要比以布料遮住口鼻更理想。但我们不能总是反射性地从收紧条例中寻求解答，要求每个人达到同样标准。真正想要保护自身健康的人，即使没有当局明确指示，也懂得购买合适的口罩。口罩不达标者，相信也有自己的理由或局限，既然已遵守条例，还是应留给他们喘息的空间。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