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鱼忘筌


国人期待朝野在国会有高水准和理性的辩论，厌恶恶意的政治攻击，对新加坡政治文化品质起到一定的维护作用。


阿裕尼集选区议员、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在8月31日新一届国会复会，辩论政府施政方针时，以新科国会反对党领袖的身份，发表了处女演说，就自身职责、反对党任务、对政府的期待、对国会角色的看法，从已变、当变和不变三个层面，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已变的是国内外的环境，包括美中对抗、逆全球化趋势、民粹主义兴起所导致的社会撕裂，以及民心的求新求变。当变的是许多固有的思维、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政策和做法。不变的则是新加坡作为多元种族、开放式贸易小国的本质，以及赖以生存发展的共同价值观。


这是一篇有高度和深度的演说。作为反对党阵营新一代领导层的代表，毕丹星对新加坡政治文化发展的想法，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新加坡能否继续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成功故事，在后冠病时代开拓新局面，除了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必须继续保持活力，也取决于逐渐壮大的反对党制衡力量，有无能力和理念一起形塑良性的政治文化。


演说里透露出的信息是积极的，毕丹星紧扣工人党要建设“第一世界国会”的政纲，表达了对民意期待反对党扮演建设性角色的尊重，以及愿意走出过去只批评政策的做法，改以在国会提出替代政策来提高辩论水平。其中，他表达了对政府自建国以来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的支持，以及对于包括尊重和包容多元、对贪污零容忍等共同价值观的拥护。


作为参政多年的老手，毕丹星自然也没有患上政治幼稚病。在表示会放弃在国会辩论时单纯批评，改为提出替代政策时，他也反守为攻，突出了一大重要前提——政府必须更透明，让反对党、学术界以及大众舆论能够根据更充分的官方数据和信息，开展理性的辩论，对政策利弊有较全面的判断。


国人期待朝野在国会有高水准和理性的辩论，厌恶恶意的政治攻击，对新加坡政治文化品质起到一定的维护作用。但是，就如李显龙总理9月2日在国会参与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所说，新加坡的议会政治体制继承了西敏寺传统，其制度设计的精神是通过朝野相互制衡，达到对权力监督的目的。这种制衡，正反意见的诘难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所以，期望国会辩论出现“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的文质彬彬的场面，恐怕有些不切实际。毕竟，西敏市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党政治。作为利益团体，政党有其自身的政党利益。因此，作为代议士的国会议员，固然有为民请命的义务，也不能忽略所代表的党派的利益。他们在国会的辩论和发言，因而难免带有一面之词的成分，目的就在说服大众接受己方的观点。国民就必须聆听两造的说法，来形成自己的独立判断。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关键，是李总理9月2日国会辩论时所指出的，政治的本质离不开权力。执政党必然尽所能守护手中的权力。反对党的任务除了监督权力的行使，当然也希望有朝一日能赢得组织政府的机会，行使权力来落实自己的理念。所以，国会辩论其实也是权力争夺的平台，只不过表现形式比赤裸裸的博弈更文明一些。权力斗争只要手段合法，更理想的是动机正确，就不妨碍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形象。


所谓的动机正确，就是政治人物和政党虽然有义务维护并扩大自己的利益，却不能把个人和党派利益等同于国家利益，或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拥有权力，究竟是为了能造福国家百姓，还是为私人谋福利，这才是判断他们言行的重要标准。西敏市体制设计先天的内在张力，也意味着政党必须竞争；有竞争才有进步的可能，只要确保竞争是良性的，即永远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先，这种张力未尝不好。


新加坡至今还没有出现欧美民主社会的乱象，一定程度上跟人民行动党自建国以来，在国会一党独大的历史条件有关。巡回大使陈庆珠教授在今年大选后所发表的文章（见2020年7月20日《联合早报·言论》）说：“行动党政府在1960和1970年代有系统地把新加坡去政治化，由官僚系统取代政治”。去政治化的结果，使得人民把关注重点放在个人和家庭、工作和收入，对政治普遍冷漠。


她认为：“新加坡的再政治化始于1981年，并在1984年的全国大选得到延续。”2011年的分水岭大选，反对党首次在集选区获胜，是再政治化过程的高峰。今年的大选，反对党于另一个集选区再下一城，政府继而宣布设立国会反对党领袖机制，则是这个再政治化过程的又一集中表现。


必须强调的是，再政治化所导致的利益博弈，未必就一定会陷入像当下西方民主社会的撕裂和分化。一些评论以此来断定民主体制的弊端，并非公允之论，因为它缺乏历史意识。西方之所以能主导世界历史500年，基于重视个人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民主制度，也被视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有幸继承了一套至今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就应当善加珍惜，努力维护。


政治关乎利益的分配，分配的结果取决于拥有权力的人；分配难免要争执，自然就很难没有针锋相对的时候。国人必须要有这个心理准备，也应当尽快培养自己的政治素养，包括接受朝野在国会必然会发生的激烈交锋，以及自己如何从中判断是非的能力。这种判断能力，就是公民的政治能力。拥有这种能力，才能左右新加坡政治未来发展的方向和品质。


（作者是本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