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围绕最低工资制和新加坡劳动队伍核心的辩论，显示社会对工作的本质和社会公义有了更多的思考。


近来任何能和外籍员工政策扯上边的，都容易在网上掀起一番讨论。


像一名中小企业老板，上周末在个人社交媒体网页上发牢骚，分享面试求职者的不愉快经验，就也因文章总结中的一句气话，指若新加坡年轻人“不够饥饿”，就甭怪企业选聘非本国人，而被不满的网民讨伐，还遭到起底。


这名雇主在贴文中首先指出，公司最近在为一个3000元月薪、14天年假的岗位进行面试，结果来了七位“有趣”的年轻人，均是新加坡人，各有不同诉求。


求职者A不愿意周末上班，也希望尽可能在家办公，当被告知一些周末或可能须要值班时，他要求雇主给予周末超时津贴，并表示这是员工在法律下应享的权益。


求职者B指住家与工作地点有一段距离，希望公司付额外的交通津贴；求职者C表示自己之前的月薪是6000元，不愿减薪；求职者D询问公司是否能额外聘请一组“助理”，协助他工作，因这是他在前东家的工作模式；求职者E要求21天年假；求职者F也要求更高薪和希望辞职通知，能从一个月缩短至一周，更坦承她只是借这份工作暂度过艰难时期，有更好的机遇就会跳槽。


求职者G则要求雇主保证，有常年花红和最少一个月的可变动花红，并且在面试中转而“教训”雇主什么是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如何才能招聘到人才。


这名企业老板无奈地说，这些在疫情危机中还“吊起来卖”的求职者，让他一度误以为自己才是“被面试”的一方，并表示年轻人这种自以为有职场智慧，但实则是不愿吃苦的姿态，不如上一代刻苦耐劳的新加坡人。


若试着从雇主的视角看事情，10个应征者有七个表现得意兴阑珊，还一一提出过分的要求，多少能理解他为何耐不住性子发贴文抱怨。然而，在现代职场找工作像找伴侣，得两情相悦。尤其在一些领域，企业招人留人也不易，供需双方在探索中都得求价值匹配，有时已不仅是雇主说了算。


网络上更是一堆教求职者认识自己议价能力的指南与秘笈，即使是在普遍被认为工作难找的疫情中，有一部分人或许个人处境不算差，仍不觉得饥渴。


这名雇主的言论，很快地被部分网民视为是表达了婴儿潮一代，对年轻雇员老掉牙的成见。有网络评论指这样的心态，正是上一代遗留下的毒文化，即认为许多管理层仍讲究尊卑伦理，要年轻人肯“吃苦”实则是一种剥削心态，也是导致一些企业生产力停滞不前、无法创新的根本原因。


笔者认为，随着这篇贴文所引发的反应，更可探讨的是疫情中牵引出国人对外来人才和一些雇主的不满情绪，是否也潜藏着传统雇佣关系正在面临的颠覆性转变；而这又会如何影响政府目前帮国人“保工作”的努力？


即使没有这场疫情，在人力市场上出现的新特征，如员工的企业忠诚度下降，在单一企业服务年限减少，以及这所导致的人力资源流动性，已让雇佣关系遭遇挑战。从过去一周政府施政方针辩论中，部长和议员针对就业所发表的言论，也不难发现如今要在企业和员工之间维系利益平衡并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可能催化矛盾。


从企业的观点出发，疫情中人力资源应可以更自由和弹性地调配；而为了帮员工保住饭碗，政府也从中协调，让一些行业在这段期间共享人力，并且也推动企业开放更多的见习职位给大专毕业生。


但一些年轻人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对这类安排或没有提供加时工资与病假等基本保障表达担忧。尽管他们接受工作难找的现实，却仍不愿做太多的妥协。


国会围绕最低工资制和新加坡劳动队伍核心的辩论，显示社会对工作的本质和社会公义有了更多的思考。一部分人认识到政府想为国人保工作稳民心的急切心情，但同时也希望能趁疫情理清劳动者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政府相信也意识到，有时候除了填饱肚子之外，社会有更高层次的需求得满足。如何两者皆顾，也将是它眼前的挑战。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