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
各个角落的组屋区里有诉不尽的小城故事,成熟的老市镇,散发着一种新镇还缺乏的魅力。老镇不老,而是越来越成熟;老镇常保青春,没有秘诀,有的是政府的政治决心。
多年前,曾经在勿洛南组屋区里的一个洋服店量身定制两件长裤,后来就再也没有光顾它。
我每周好几天都会到那里的小贩中心和商店转转,常会经过那家洋服店。店里坐着的那位样貌慈祥的老裁缝师傅,总是用殷切的眼光望着店前的人来人往。
最近在一个网站读到它给这位老师傅作的专访,才知道他原来已83岁高龄。30多年前,他的女儿不幸遭遇车祸而终身残障,加重了他的生活担子。每个月的3000元店租,加上疫情,如今生意更加难做,但是为了照顾女儿,他还想把店多撑几年。
在时代的变迁下,组屋区里的许多传统行业都在苟延残喘。当局可以不断通过新政策、新策略来提高组屋生活的品质,却无法拯救底层人民赖以求存的小生意、小买卖。
今天从北部偏东的榜鹅、中部的比达达利、正北的三巴旺,到中部偏西的登加的新型市镇,从外表到实际功能,都尽量满足不同年代的国人的需求。但是老的组屋区有老一代人的记忆,以及新一代组屋的舒适环境,它们仍在国人心目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各个角落的组屋区里有诉不尽的小城故事,成熟的老市镇,散发着一种新镇还缺乏的魅力。老镇不老,而是越来越成熟;老镇常保青春,没有秘诀,有的是政府的政治决心。过去五年,当局用在各种组屋区的翻新改进计划的投入达30亿元。
20多年前,我自从提升到私人公寓后,还是脱离不了组屋区的生活圈子。
上世纪70年代末,报上的私人房地产广告还可以看到“远离组屋区”的字眼,以作为销售卖点。今天,组屋区里万事具备,满足了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如巴士转换站、地铁站、公园和新冒起的新型区域中心。“远离组屋区”就是远离舒适与方便,更远离新加坡人的生活核心。
如今私人公寓跟组屋区的分界已经模糊,新型组屋的样子也长得与私人公寓没有太大差别。
过去10年,组屋发展进入新的时代。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给组屋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年轻一代对组屋素质、整体生活环境,有更高的要求。2011年11月推出的组屋区市镇发展方向图,包含三个关键词:优异设计、可持续性与智能型、以社区为中心。
社区的共同设施不断改进,如果不能同时带来组屋居民的邻里意识,国民的素养如果没有提高,则人们对环境的维护仍缺乏个人责任感。“以社区为中心”的市镇概念,也许有助于加强新加坡人祸福与共的邻里精神。
新一代人本来就是在组屋区的环境中长大,轮到他们成家时,他们的诉求更有所提高。
在2011年至2014年,政府推出了10万个单位的预购组屋(BTO),迅速平衡了市场上的供需情况。今天首度申请组屋的年轻夫妇,一般上只要经过两三次选择,就可以选购成功;年轻家庭每个月偿还的购屋贷款,占夫妇两人的总入息的25%。
“买得起“三个字,直到今天还是组屋政策的目标,也是政策的支柱。
李显龙总理日前在个人面簿上,祝贺建屋发展局成立60周年的贴文中说:“家之所以为家,不只是因为它拥有四面墙,以及提供一个晚上睡觉的空间。许多人因冠病疫情而发觉,家是生活、娱乐和工作的空间。”
疫情期间的阻断期,更凸显组屋区的独特生活型态,如果连巴刹和小贩中心也上不了,将给中下层带来加倍的痛苦。
组屋区是从政者的意志力和服务精神的试金石,大选期间以及平时逐座逐户去敲门走访组屋居民,据某位参与基层服务的朋友反映,这需要“厚脸皮”;议员和基层领袖“尝闭门羹”或是“热脸碰上冷屁股”是常有的事。
议员要为政治行情测温,就得更加勤奋地到选区内的组屋区刷存在感,在巴刹、咖啡店跟草根基层打交道。做议员难,做草根议员更难。
义顺集选区前议员李美花在7月大选之前曾说,她“每天早上一刷了牙就想到义顺去”,是草根语言的金句。一个人如果对组屋区没有特别感情,就不适合从政。
组屋有不同类型之分,国人可能因此产生阶级分化的观念。因此,当局必须加以防范,组屋政策的成功就是社会政策的成功。
年轻一代组屋屋主认为,享受生活的品质是理所当然,我们不能整天拿“古早时”那些事来比较。他们不需要也不愿意老一代时刻提醒他们有多幸福、多好命,因为未来的小城故事由他们续写。
走过60年的风雨路,组屋建设早已达到为八成国人提供“广厦千万间”的自我期许。今天的新市镇和旧组屋区有很大的同与不同,以适应不同阶层的需求。有意识地把不同收入阶级的国人融入同一个生活环境,这是比较人性化的概念。
对我而言,岛国的颜值虽然越来越高,但旧的、成熟的组屋区仍旧魅力不减。新型市镇如盛港一带,连镇里的路名都不容易念、不容易记,还不如说第几道第几街来得更有亲和力。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