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声慢


当我们让势利眼凌驾待人处事的原则之上，让自大狂妄代替了谦虚包容时，是否也在动摇腐蚀着当年建国的基本价值观呢？


有朋参加某非牟利机构理事常年选举时，遭一位自认家世显赫的同仁，为了争选票而诬告，人格被中伤，委屈胜于忿恨。其大律师亲友鉴于上堂破财，故赐予“君子不与小人争”之忠言，听了更无济于事。复仇岂是儿戏？还须深谋远虑精密布置。于是我翻出一则马家辉写李敖的小品励其志，因为有段文字诙谐得太有意思了：


“某年某月某日，李敖忽然现身台北某医院，大步踏进某病房，站在房边，双手叉腰，刻意展露不可一世的威武神情。床上病人转醒，被他的高大身形吓得几乎惊叫，定神一看，竟是李敖，连忙问他来干什么。李敖笑道，当年我被国民党抓进囚室，你不也曾用这样的姿势站在我面前吗？你当年不是非常威风吗？我要把这个姿势还给你，让你尝尝被羞辱的滋味！”（注一）


李敖还对马才子说：“家辉，有仇不报的人，必亦是有恩不报的人。你记住我这句话。”平时遇到冤枉之事，周围总会出现过来人好言相劝：小事化无事吧。其实心知肚明：小市民小人物任凭天经地义的公正感，哪来金融条件与世代纨绔携律师公堂对簿呢？


听了李敖这句话应该付之以行，还是付之一笑呢？当事人气在心头，但旁观者大可清醒地轻描淡写谓之私人纠纷。将来回顾时，这段经历便会降级为千篇一律小人或恶人告状暗算类的芝麻绿豆。一旦有这类的心态与设想，觉得也只有李敖才有报仇的本事。


当举报者自认没有李敖的才识与运气时，扑身钦差大人案前喊冤的必备条件为何？举报人付诸行动时的户头里存的是钱财吗？还是愤怒与勇气？试想非籍女工清理饭店客房时，被那位身材庞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非礼性侵（2011年事件）、上个月本地职场小女子控诉学术权威非礼，以及无数＃metoo之男女窦娥们，当他们站出来说：“我控诉某某巨人”的那一刻，怕的不仅是损财，而是此举将成今生千古恨的危机，受害者被妖魔化的反效果。


因此在这乱世里，当手无寸铁的印佣，在良心律师和有志之士的努力下，以勇气与毅力战胜权贵的欺压，讨回公道拾起自尊时，所有受害者举报人都会感到无比鼓舞。


再说，这星洲版印佣窦娥“闸”之老少权贵的作为，历历反映了我邦社会近代的严重弊病，新瓶旧酿的欺凌现象。它背后有小集团或势力圈子的撑腰，循着外人所看不见的潜规则在营作。其中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如，我看你不顺眼就处处为难你（校园欺凌基本功），你家世没我的强（狗眼看人低），我是谁谁谁的什么什么你知道吗（老子我比你大粒，我叫律师控告你），我说我是谁你就该识趣（如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遇到的软恐吓威胁）等诸如此类的隐喻代号。


学生时代每日及每年国庆当日必宣之“公正平等”建国誓言，难道就在我邦繁荣富贵、夜夜笙歌的时刻蒸发掉了吗？当我们让势利眼凌驾待人处事的原则之上，让自大狂妄代替了谦虚包容时，是否也在动摇腐蚀着当年建国的基本价值观呢？


倘若这是冰山一角，有一天冰山融化了水泛成灾，我们是否就索性与“公正”和“平等”一笔勾销说拜拜呢？要是我家没财大气粗的阿公当靠山，是不是只好乖乖地靠边站，等待六月霜雪来洗冤呢？此刻我拈来另一位老者很久以前恩赐的港派揶揄：“呎！两占钱，呢估喺车轮咁大咩！”（注二）转送给委屈的友人。他广府话不错，说得出口心里也就爽快些了。


（作者是博物馆顾问）


（注一）见2017年6月24日《联合早报·四面八方版》，马家辉“想起你”之“有仇不报的人”。


（注二）嗤，你当那两分钱是车轮那么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