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贩行业一旦后继无人,受过10年或12年教育的人都不屑一顾,就是小贩文化式微的时候。


这叫进步吗?


30年前,德士司机和小贩勤勤奋奋,做得像头牛一样,就是为了把孩子送上大学念书;现而今,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去驾Grab(私召车)、当小贩。


最近,当局的小贩培训计划在网上引来一阵调侃声,博人一笑之余,还有些现实意义。


全球疫情一下子把许多发达国家打回“旧石器时代”,面对冠病病毒,现代人一筹莫展,跟旧石器时代人类面对疾病的恐惧与无知没有两样。


去年全球疫情暴发初期,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贫穷国家由于缺乏资源和完善的医疗体系,将面对更大的困境;有谁能料到今天疫情最严重的竟是美国和欧洲,这让世卫衮衮诸公大跌眼镜。


以开放城市起家的新加坡,最惨不忍睹的是,各方面的进步倒退了几十年,原本熙熙攘攘的樟宜机场一片冷清,让我们得以发挥想象力——数十年前的加冷机场也许就是今天这个样子。


从百业待兴的建国初期到经济高增长期,靠小贩摊位养活一家的老一代,即使现在日子好过了,而且立下了老招牌,大多数也不想要下一代继承小贩行业。他们希望下一代受更高的教育后,出人头地做“更体面”的工作。


小贩工作就不体面吗?我们从网民的调侃语气可以体会到,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小贩的形象还是停留在新加坡筚路蓝缕,拼死拼活的时代。


但对于面临人生转折点的“转业人士”(不少是白领阶层),或是想靠饮食业发挥创业精神而教育水平更高的新一代,小贩行业给他们一个较实际、风险较低的起点。小贩培训于是应运而生,堂堂正正地进入了学堂。


当小贩还需要培训?这也许是前辈小贩所意想不到的,他们的年代,最多是接受环境部有关处理食物和环境卫生短期课程的指导。


环境局和精深技能发展局于去年1月推出“小贩培训计划”,一年后的今天,毕业生超过170名,其中56人开始实习,另41人有了自己的摊位。


当局今年又将跟淡马锡理工学院合作,为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毕业生提供为期12个月的“小贩工读专业文凭深造课程”,名额达300个,拨给小贩新手的摊位也增至80个。


这项小贩专业文凭课程,如果每年都培训出几百名“专业小贩”,多少可以解决行业传承的问题,但会不会有一天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也值得当局警惕。


冠病疫情已对新加坡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带来长远的冲击,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需要多少年才能从后追上,弥补目前经济停滞所带来的影响?这是个难以预测的趋势。世卫组织刚发出警告,全球冠病形势将比去年更严峻。


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几天前在“新加坡透视论坛”上说,我国收入最低的20%员工,在过去10年的实际收入虽然增长四成,但仅是弥补前10年的停滞。本世纪头个10年出现两次经济衰退,低收入者首当其冲。


眼前现实预示着,我国各阶层将在疫后进入一段艰苦挣扎时期。


不是所有小贩都属于我国收入最低的20%,有些成功的小贩(其中少数还得到米其林的点评加持),常月收入让专业人士和做生意的老板羡慕。


三四十年前,政府对培养大学生人数持有谨慎的看法,而不愿意降低大学收生门槛,以避免大学生一毕业就失业。政府当年常以别个国家大学教育普及化的负面例子说明,国家的教育政策必须与经济策略挂钩。


然而,国人要求下一代有机会接受大专教育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过,新加坡教育政策也不断转型,一方面在不影响学术水平的情形下,增加每年的大学收生率;另一方面,也提供更多大学之外的深造机会,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因此获得更多的资源。


与此同时,更多家长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外国深造,80后、90后有大专文凭已是稀松平常的事。


我国学生升读大专的比例逐渐增加,因此,每一次的经济衰退,更多大专毕业生受影响也是很自然的。他们处于转业的时刻,就得放下身段,接受收入更低的工作,或是更积极地抓紧改变的时机,去做一些很久以来就想做,符合兴趣的事,如喜欢烹饪的人就去当起小贩。


数码化、科技、医疗和持续发展等领域,将是新加坡推动未来发展步伐的动力,其他涉及社会民生的服务业,应该还有生存的一席之地。


小贩生意也可以搭上数码化的列车,小贩生力军容易接受数码支付、网上打形象的新时代经营手法。未来餐饮业的风云人物,出身小贩将是一个普遍现象。


在新加坡,小贩这个行业很特别,不论国家贫困或是经济繁荣,都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能;加上新加坡小贩文化已位列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小贩行业对新加坡的民生具有其不可取代的功能和文化意涵。


小贩行业一旦后继无人,受过10年或12年教育的人都不屑一顾,就是小贩文化式微的时候。


若有一天,要找个小贩中心吃点东西也不容易,社会进步还有什么意思?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