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日前修法，限定防疫数据的使用范围时，参与辩论的反对党领袖、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特别提起两件事，格外引人侧目。


一是去年当警方还在进行第二轮电眼计划（PolCam2.0），于全岛2500个地点安装1万1000台电眼时，内政部早已对第三和第四轮电眼计划展开部署；二是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在一家儿童院安装了具备影像分析、脸部识别和行为分析等技术的系统。


其实，这两件事并不是什么国家机密，而是出现在2019/2020财年政府财务报表的公开资料，公众可随时上网查阅。但令毕丹星惊讶和不解的是，这两件事都涉及具高度侵入性的科技，以及人们（包含孩童）的隐私权，政府应当提前向国人主动披露才对。尤其政府自去年推出“合力追踪”计划以来，就在坊间掀起不小的数据隐私的讨论，当局理应更能体认开诚布公的重要性。


毕丹星指出，在这个假信息迅速流窜的时代，人们对科技工具和幕后掌控者的信心，可以在一夕间消失，并转化为猜疑和反感。主政者若稍有不慎，不认真看待和正视这个问题，国家体制很容易就此瓦解。


毕丹星说：“新加坡人须更好地了解政府收集数据的必要性和范围，尤其对于更关注隐私和个人权利的新一代国人来说，更是如此。政府也必须向公众保证，为查案而收集和使用的数据具备足够的保护措施，必要时还有独立的外部制衡。”


说来也吊诡，你我每天或许都会通过手机的银行应用进行转账和其他线上金钱交易，或在社交媒体上打卡分享地理位置，但收集数据的一方一旦换成公家机关，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却步抽身。显然，政府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将这种分享的意愿和信任，延伸到公共服务上。


信任其实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对意图的信任，以及对能力的信任。当人们对数据的使用意图有充分把握，对数据的价值有清楚认知，分享个人数据的意愿就会自然上升。因此，政府要争取信任，就得先协助民众了解数据能如何改善他们的生活，或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带来哪些助益。


以“合力追踪”来说，参与率之所以会稳健攀升，一大原因在于越来越多民众看到该计划对防止社区传播的具体成效。


证明了数据的价值后，政府还须以公开透明的态度，展现收集、处理、分析和保护数据的能力。例如，政府应清楚说明如何保护个人隐私，并确保数据的安全使用？政府愿意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公布开放源代码等方式，让公众检视数据的收集过程和收效？人们对个人数据如何被使用，有多大的发言权和掌控权？如果有个人或群体的权益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受损，政府要如何权衡这当中的利益和风险？


在可预期的未来，数据是政府和公共服务能否有效运行的关键，公众对数据收集和使用的信心因此变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信任，政府和公共部门就有可能失去社会的认同，进而阻碍创新和公共服务的顺利运行。


所以，是时候为21世纪的数据时代更新社会契约，厘清国家和公民之间的数据关系，并明定相关规范和准则了。唯有这样，数据才能发挥它的真正潜能，国家和人民也才能踩着一致的步伐，朝共同的目标前进。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skng@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