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一步行差踏错，抱憾终身”，如果“非暴力”的罪行不留案底，这类案件数字很可能在短期内上升。消除案底的效果适得其反，最后当局得为这方面缺乏“透明”的后果负起最大的责任。
几年前，有一回在小贩中心用餐，来了两位手臂满是刺青的年轻壮汉，向我兜售锁匙圈，他们不讳言地自称前囚犯，要求给他们一点帮助。当时听了不忍心拒绝，买下了东西，过后还是深有感触。
后来从报章报道中才知道，一些释囚利用了社会人士的同情心，牟取暴利，使为释囚助一臂之力的黄丝带运动无辜受累。
新加坡每年约有1万名囚犯出狱，重新做人，第一道难关就是如何获取一份工作，让他们自食其力，这是当局多年来的挑战。
从去年9月至今年2月间，聘请释囚的雇主，不论释囚是老是少，都可以获得50%的薪金补贴。去年10月当局也给雇佣残障人士的雇主相同鼓励。
雇主通过“黄丝带新加坡”（前称新加坡复员技训企业管理局）、工业与服务合作社协会与新加坡监狱合作的“中途之家”聘请释囚工作，可享受政府的这项津贴，以2500元、为期一年为限。
当前的疫情冲击人力市场，为释囚的重返社会之路增加障碍，政府给雇主的津贴是“及时雨”，但多少人将受惠则有待观察。
然而，无论政府给释囚的改造提供多少协助，要社会人士完全伸出双手接纳他们是不容易的，人们对释囚存有一定程度的歧视心理，这是事实。
新加坡的黄丝带运动将近20年，在各方的合作下，本地释囚的重犯率（recidivism rate）已降到历来的最低点。监狱当局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的重犯率跌至21.1%（2017年为24%），是这之前10年开始有这项数据以来的新低。
在2021年全球释囚重犯率的排名中，中国、印度（高居前二名）、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斯里兰卡等等亚洲国家和城市排在新加坡之前。在亚洲，新加坡算是表现出色，但在232个国家和城市中排在114名；相对之下，本地释囚重返社会的情况落后于不少国家。
“重犯率”指的是释囚走出监狱之后，两年内再被扣留、监禁或是每日须报告行踪的比率。
此外，去年被安排到社区服刑的人数持续增加，达到3426人。2018年是1998人，2019年2415人。
社区服刑是囚犯重返社会前的复员准备，让囚犯重新适应现实生活，证明对降低重犯率有实际的帮助。
上个月，一场国会辩论使得释囚受雇问题再次受到关注。工人党议员林志蔚在国会演说中，呼吁政府扩展“黄丝带计划”，让犯下“非暴力罪行”的释囚，在一段复员时间内行为表现良好之后，除掉他们的前科记录，方便他们寻找工作。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过后在书面答复中说，许多罪行虽是“非暴力”，但却是严重罪行，如性侵犯、失信罪和偷窃罪等等。他还以最近一位年轻的英国语言导师非礼3岁学童的案件为例，警方若没有保存他的前科记录，家长会放心吗？如果一个曾经犯偷窃罪的人去申请保安工作，雇主却不知道他的前科，这行吗？
要求政府“行事透明”，经常是反对党和社会人士的要求，在释囚犯罪记录问题上，当局的透明做法对雇主公平，也符合公众利益。
林志蔚没有详细阐述他所谓的“非暴力罪行”的定义，但他显然是把这与“轻罪”画上等号，以致生出“错置的恻隐之心”。其实，工人党领导层中不乏专业律师，不知道他事前曾否向他们请教“非暴力罪行”的含义。
林志蔚的大胆建议显然缺乏深思熟虑，忽略了前科记录对阻吓犯罪的作用。所谓“一步行差踏错，抱憾终身”，如果“非暴力”的罪行不留案底，这类案件数字很可能在短期内上升。消除案底的效果适得其反，最后当局得为这方面缺乏“透明”的后果负起最大的责任。
工人党引发这场争论，却有一点好处，就是给各方在这个社会议题上一个审时度势的机会。
协助前罪犯不失尊严，无须博取同情，免受歧视，重返职场，新加坡虽已迈出许多步，但各方还可以作出更多努力。
“系一条黄丝带在老橡树上”，源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一则真实故事，编成民歌被传唱。几年后，日本名导演山田洋次以这个故事拍了一部《幸福的黄手绢》，由高仓健和倍赏千惠子演出了一出感人的影片。
黄丝带散发的原是“等待爱人归来”的温情，却跨越国界增添了丰富的人道主义精神。黄丝带社区计划已深入新加坡各个角落，既考验也见证新加坡社会的包容与同情心。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