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观念的改变，人口、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就算有子女住在附近，能像小佳那么亲力亲为的家人看护者，将来必定越来越稀有；聘请女佣取代或支援家中的看护者，可说已成了本地居家看护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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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和小佳有了一年一度相约午餐的惯例。小佳是全职的看护者，11年来一直致力于照顾曾几度中风，后来患有失智，如今常年卧床的母亲。虽然如今60开外的她开始感到体力已大不如前，但她乐观的态度，还有对母亲的爱心和无微不至的照顾，都让认识她的人对她的孝心和无私付出由衷感动。去年，她母亲的主治医生，甚至成功提名她角逐英勇基金所成立的年度仁心奖中的看护者奖项。我们见面时，一起观赏了去年年底在线上举办的颁奖礼。
一路走来，小佳不仅把母亲照顾得很好，也通过孜孜不倦的学习，累积了不少有关失智症和看护年长者的知识和经验，并且通过看护者互助小组等管道，积极帮助有疑问的看护者。她不时会遇到一些根本不愿意尝试居家看护的子女，当家中年长者一诊断有失智症，即便是初期，都把送他们入疗养院当作唯一的途径。
不过，她也特别能够体会新手看护者的迷茫，回想起单身的自己当年决定辞掉胜任有余的工作，在家照顾母亲时，也有过同样的挣扎和无数不知所措的彷徨时刻。她的获奖，对在家中默默谨守着挚亲的看护者，有着特别的意义。
小佳住在老区的旧式三房式组屋，屋内窗明几净，我们坐在明亮的大厨房前方的餐桌上聊天。她和母亲在这里住了几十载，对邻里动态相当熟悉。她说：“这整座组屋，就唯一剩下我是家人看护者。直至去年，还有另外一位照顾父亲的女儿，但是她的父亲最近去世了。”她并非指这里没什么老人家，相反的，这是年长者居多的老区。据她所知，住在同一座组屋中需要看护的年长者不少独居，普遍都雇了女佣当全天候看护者。
小佳的观察切实反映了本地养老的普遍趋势。随着观念的改变，人口、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就算有子女住在附近，能像小佳那么亲力亲为的家人看护者，将来必定越来越稀有；聘请女佣取代或支援家中的看护者，可说已成了本地居家看护的常态。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近10年前的一项全国看护者调研显示，在受访的1190名看护者当中，有近一半（49%）聘请外籍女佣照顾居家年长者，其中子女与“其他”看护者，比配偶看护者更有可能这么做。随着人口愈加老化，以及近年来雇用女佣看护年长者政策的配合改变，如今这个比率应该会更高。
虽然外籍女佣居家照顾年长者的贡献不容忽视，我们也不时会听到雇主对家里能干、有爱心的女佣看护给予肯定，但这毕竟不是个完美无瑕的解决方案。去年11月非盈利组织妇女行动及研究协会（AWARE）和情义之家（HOME）的联合调查报告，就呼吁社会正视照顾年长者的外籍女佣，得承受长时间工作以及休息日不足（每个月平均1.7天）的身心压力。另外，有些年长者认为他们虽然希望接受一些生活起居的援助，但大致上独立自主，无需全时间的帮佣。
这个月正式推出供公众申购的社区关爱组屋（Community Care Apartments）适合没有看护者，但仍需要一些日常援助的年长者。结合了看护与居住的辅助生活（assisted living）概念，在国外相当普遍。据知本地也有私营的年长者设施，提供类似辅助生活的居住概念。记得若干年前研究本地的乐龄公寓时，受访者经常提到将来身体孱弱时，可否继续在地养老的问题，这类型的组屋将迎合他们的需要。
若辅助生活的概念，也能够在现有的乐龄公寓和独居年长者居多的老社区普遍推行，就能够更实在地落实在地养老的理念，让年长住户不用因为看护服务缺乏，而得再搬到另一个新环境。当然，比较之下，社区关爱组屋除了是崭新单位，也重视建立社交联系以减少老年人的社会孤立，例如在每层楼设计了约有50平方米的社区空间，并且让符合条件者结伴申请，抽签成功后方便日后当邻居互相照应。
那天和小佳聊天时谈到将来的计划。她透露几个月前成功申购到同区的二房式灵活组屋（之前的乐龄公寓），不过还得等上四五年才能够搬迁。她期望能够早日和母亲一起搬新家，届时大屋换小屋的所得，加上政府的援助计划，如乐龄安居花红，将帮补日后的生活开销。
至于社区关爱组屋，她觉得是像她那样，将来身边没有看护者的单身人士所应该考虑的选项，但不确定会否适合失智症患者，也顾虑到额外看护的费用。不过，既然称之为社区关爱组屋，过年过节时应该挺有节庆气氛，能在受关爱的氛围中安度晚年，终究令人感到欣慰。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研究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