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新时代新尝试”的思维和响应减少群聚的号召，我今年农历新年派的红包都变薄了。红包里的数额没少，但里头装的不是钞票，而是一张印着二维码的卡片。
选用电子红包，其实经过了几番考量。一方面凡事都有第一次，自己尝尝鲜，也让收到电子红包的长辈体验用二维码开红包；另一方面银行预约换新钞的时间段僧多粥少，自动提款机外的人龙绵延不绝，所以疫情下还是一改往年的做法，用电子红包，避开人多的地方。
既然是试验新做法，就得好好观察接收方的反应。家中同辈觉得电子红包新鲜，考虑以后也加入派电子红包的阵营；家中长辈虽然对二维码技术不完全陌生，但用手机打开，系统须切换好几个页面，但凡中间任何一环连接中断，就得重头来过。因此虽然最后成功打开红包，但不难看出他们还是认为用现钞感觉更踏实。
疫情使今年使用电子红包的人数激增。星展银行透露，农历新年首两日的电子送礼交易超过9000宗，比去年同期多出一倍以上；约3万2000张二维码礼卡也储入200万元，与去年1万8000张卡储入66万元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华侨银行的手机应用交易和大华银行PayNow交易，也在新年首两日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一至两倍。
金融管理局提倡使用电子红包的另一层用意，是为了减少碳排放量。每年印制新钞所累积的碳排放量约330公吨，而且很多新钞在年后都会再存回银行里。在这些钞票当中，能回收并在来年再使用的无痕钞票只有约两成，其他的得焚烧销毁，无形中又推高了使用新钞的碳足迹。
不过，从今年电子红包使用量的激增来看，公众更多是出于疫情缘故，以环保为主要考量的估计仍属少数。如果不用顾虑疫情，公众相信还是会倾向于使用现钞，因为对他们而言，换新钞、包红包、传达吉祥祝福，都是新年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我们急着给这些公众贴上“食古不化”“缺乏环境意识”的标签之前，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探讨环境意识与变化中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因印制新钞而产生的330公吨碳排放，相当于570万台手机，或约等于每个新加坡人一台手机充电所产生的碳排放。对比一人每周，甚至每天的碳足迹，这方面的碳排放相对较小。
这当然不是说新年印制新钞就理所应当。只是疫情前的几年里，环境理由无法促使公众舍现钞而用电子红包，更大的原因是它从规模和频率上，无法构成足够的动力，推导公众改变做法。况且，保护环境的渠道很多，一个人如果日常生活中落实其他的绿化习惯，也不应因为新年用新钞就被说成缺乏环境意识。
改变社会习惯需要时间，电子红包今年因疫情而受落，但接下来几年会不会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新年祝福方式，仍有待观察。无论它会不会成为主流趋势，也无论社会出于什么考量接受它，减少这330吨碳排放不会是一蹴而就。随着科技进步，也许印制新钞的碳足迹会减少；而在个人层面，除了电子红包，还能通过其他方式如使用更多如新钞，做到新年习俗与环境考量兼顾。
（作者是新闻中心高级记者 yznam@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