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真实生命意义的自我激进化，其实还是一种对意义的追求，只不过是误入歧途而走火入魔而已。
本地接连揭发青少年因上网而自我激进化案例，似乎成为近段时间以来的常态。事件都有一些共同点，主角都是男性青少年，激进化的方式是私下接触互联网上的极端信息，激进化的内容是认同特定极端宗教立场，并且愿意为其献身，包括杀死该立场所认定的敌人。
在阅读这些新闻报道时，脑海里不由得浮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中篇小说《十七岁》的片段。
《十七岁》还有姐妹篇《政治少年之死》，故事蓝本是以1960年10月12日，17岁极右翼少年山口二矢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杀政治生命如日中天的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引爆1960年代日本政治左右两派围绕天皇制和日美安保条约等敏感课题的大对抗。
当时韩战刚停火不久，共产主义以凌厉之势席卷全球，中南半岛和东南亚岌岌可危。许多有志青少年纷纷认同并拥抱“解放全人类”的乌托邦理念，投身革命事业。但以第一人称视角叙事的《十七岁》少年主人翁，却处于这个大时代精神的另一面，坚定拥护天皇制，反对同情共产主义理念的社会党。
由于题材敏感，《十七岁》和《政治少年之死》于1961年初在杂志《文学界》发表后，引起了日本极右翼团体的抗议和威胁，迫使《文学界》总编辑不得不在隔一期刊登道歉启事。这两部中篇因而成为日本出版界的地雷，在之后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和选集都没有收录；反而是华文界的读者有机会拜读译作。
《十七岁》主人翁是一个身心怯懦、极度自卑又自恋、沉溺于手淫的迷茫少年，青春期的性躁动使他对于自身和未知充满了焦虑不安，更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加上对所处环境的不满，导致他本能地躲避“个体”存在的重压，而在“集体”中寻找救赎和生命的意义，最后找到了代表日本民族的天皇。
作者是如此描绘他放弃个体而拥抱集体的思考：“我作为天皇之子唯有连接不断的无比幸福瞬间才是我的真实，所以这灰色的世界才是欺骗。不仅没有必要考虑与天皇无关的事，而且我也不应该做以天皇的眼睛、天皇的耳朵捕捉世界之外的任何事情。”
如果把“天皇”改为“上帝”“阿拉”“党”“伟大领袖”，是不是能够让我们一窥当年和当代自我激进化的青少年的心理世界？
为了逃避个体而在集体中谋求解脱，是文学和哲学一直在探讨的永恒主题。人无法摆脱对生命意义追求的本能，但面对这无尽又无情的天地宇宙，有限而为七情六欲所困的生命，同时也无法摆脱必然的无奈与痛苦。
《十七岁》的主人翁意识到自己面对世界的无力感，所以认定天皇才是幸福和真实的，灰色的世界仅是欺骗。青春期的他本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异性身上，但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而害怕被拒绝的焦虑，使得这股欲望只能通过沉溺于手淫来逃避。所以在拥抱了天皇之后，就“没有必要考虑与天皇无关的事”了。
但这本质上终究是在逃避生命的真实意义。个体放弃承担其对自我生命应有的责任，勇敢地面对包括被心仪异性拒绝的种种生命里必然的风险，最终只能自欺欺人，去拥抱貌似伟大高尚的目标，在集体的幻想中把对自己怯懦的怨怼，转化为貌似替天行道的自我良好感觉，如成为天皇之子去刺杀赤色分子，或替上帝和阿拉消灭异教徒，或替天行道来解放全人类，用虚幻的崇高把对自我的厌恶投射外部世界。
时代和科技或许不同了，但《十七岁》所揭示的心理状态，对于认识青少年自我激进化现象，恐怕不无参考价值。互联网所营造的虚拟世界，让逃避生命变得更轻而易举，更让对自我不足的掩饰包装更华丽诱人。对于还在探索自我、寂寞孤独且对未来焦虑不安的青少年，宅在家的便利尤其容易使他们流失培养社交能力和自信的动力和机会。
平行的虚拟世界不但会让过亢过卑的青少年，沉溺在自恋和自卑中不能自拔，还会导致他们走向自毁的绝路。越是对自己的怯懦不满，越会倾向于设想狂妄大胆的毁灭性手段去弥补；在龙蛇混杂的互联网，几乎没有想不到的疯狂点子，要跟世界同归于尽的激进化行为模式，因而是注定的下场。
但深究下去，逃避真实生命意义的自我激进化，其实还是一种对意义的追求，只不过是误入歧途而走火入魔而已。换句话说，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没法摆脱这一天然的宿命。存在主义指出，要安顿这个生命本能，唯有勇敢地挑起个体责任一途，抗拒在集体的怀抱里取暖的引诱。
贞定个体责任的价值，其实并非否定集体；恰恰相反，勇于担当的个体，才是促进集体利益的保障。还在形塑自我人格的青少年，若能借培养个人能力来改变自己命运、改善家人生活，最终获益的也是社会集体。责任感不但是对抗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的特效药，更是让个体对异化了的集体主义产生抗体的疫苗。
在这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价值错乱时代，趁早培养孩子的责任心，已经是燃眉之急。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多元种族和宗教的脆弱和谐，经不起一次的疏漏，让虚拟世界的精神病毒得逞。维系集体的福祉，必须从个体入手。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组主任 yapph@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