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虐打她的夫妇，潘学泉（38岁，货仓管理员）与陈惠珍（33岁，家庭主妇）被控上法庭，开始时是谋杀罪，但由于证据不足，改为蓄意伤人罪。本月初，他们在法庭认罪后，男的被判坐牢14年鞭打14下，女的则坐牢16年半。真是罪有应得。
这是一起令人惊悚的虐人案，但案情并不能让人清楚了解，两名被告到底为什么会对这名寄居在他们家的“妹妹”下那样的毒手，而且毫不手软。据报道，女被告患有某种精神病，男的呢，据律师求情时说，是因为怕老婆，只是照着老婆的意思去做。听起来有点天方夜谭。
案件下判后，许多网民开始起哄，并发动联署，认为法庭判得太轻，应处以谋杀罪才是，有者则迁怒于义务替两名被告辩护的律师。这些反应，促使三方面出来讲话：总检察署解释为什么不控被告谋杀；律师公会解释律师替被告辩护的必要性；律政部长尚穆根则强调公众不应对法庭施压。
笔者在长时间的记者生涯中，曾在1970年代跑过多年的法庭新闻，包括当时称为地庭的地方法庭（现在称国家法院）和高庭（高等法庭）。印象中，从未有过公众对法庭判决提出异议，或是发动什么联署请愿。那个时代，高庭有位人称包青天的朱星法官，是罪犯闻名丧胆的法官，每逢判案，都大快人心。
不过，近几年来，人们觉得法庭判决过轻的事却时有所闻。这是不是说，有时法官真错判了，还是今天的一般新加坡人正义感和社会良知已经大大提高？看来非也。通常，如果法官真的判得太轻，控方都会上诉，如果罪犯觉得判得太重，也会上诉。一切都有法律途径可循。
至于网上众多网民对法庭判决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情绪反应，这主要是近年来网络和社交媒体出现所引发的一种新型群体效应。 略看一下网民的贴文就知道，其中情绪性的谩骂和愤激言语居多，理性论理的甚少。这是现代社交网络生态的特点，一般网民看新闻只看标题，或是网络上流传的片面言论，往往人云亦云，跟着群体盲动。
为什么把矛头指向法官呢？就这一点就充分反映诸多的表面见识。审理此案的高等法院法官符晓平在下判时，不是也严词斥责被告夫妇丧尽天良，用极为残忍的手段虐待死者，长时间剥削和折磨这个低智商弱势者。他甚至表示不把女被告患有某种精神病的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她清楚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由此足见，法官对两名被告的行径也深恶痛绝。但法官不能凭空判决，他必须根据控状和呈堂的所有证据、证词来下判。当然，法庭上偶尔也会出现法官认为控状必须修改的例子，这也是取决于证据。在本案中，被告面对的是伤人罪，不是杀人罪。控方显然找不到足以证明被告蓄意谋杀的罪证。
一个嫌犯被提控上法庭，基本法律程序是：先由警方调查搜证后，把案子交给总检察署；该署再根据警方搜集的罪证，决定以什么罪状控告嫌犯；最后才是法庭听审和判决。法庭最终依据的主要是证据，不是公众的感觉。
事实上，起哄的网民更该关注的是本案的其他方面。比如说，为什么一个弱女子被如此虐待长达八个月，脸上和身上伤痕累累明显可见，却没有人帮助她，或是向当局告发？是不是知道的人都为了不愿惹事而明哲保身，三缄其口？这些人包括左邻右舍，死者和被告的所有亲戚朋友如父母、长辈和兄弟姐妹，死者工作场所的同事、上司和雇主等等。可叹，社会良知何在？
试想，一个平常人怎会天天眼黑唇肿，遍体带伤上班呢？她的伤势那么重，不可能逃过所有人的眼睛。其实，有一名邻居阿伯和一名死者的工作主管就询问过她，只可惜他们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也错过了揭发惊人内情和救她一命的机会。
其次，我们也要问，为什么这么一个弱势者会最终和家庭决裂出走，并选择去投靠一个小时候认识的“姐姐”（女被告）？死者的家人中，有人对媒体说，曾劝过死者不要相信女被告，这说明他们知道死者和被告在一起，但似乎却没有人注意到她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可叹，亲情何在？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放在余玉莲案的背景下，真是一种很糟糕的传统观念。我们需要的，不是网上那种借机起哄式的情绪反应，而是实际的见义勇为的精神。所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代法治社会不允许也不必我们动刀动枪，其实拿起电话通知一下各有关当局就行了。为什么举手之劳而不为，而要等到惨剧发生才来大表“公愤”呢？余玉莲案真正呼唤的，是我们的社会良知。
2017年将终，这一年，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好些意想不到的坏事，给我们留下难以抹去的心理阴影，余玉莲案是其中之一。希望这些案件都能引起国人的反思和自省，因为它们反映的都是社会的病态。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