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人对马来西亚大选结果有深切的感受，大抵有三种反应：
第一是，政党轮替什么时候轮到新加坡？
第二是，新加坡应该庆幸，新加坡政治跟马来西亚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是，民粹主义已成全球潮流，新加坡还能抵挡多久？
第一种反应包括几种不同心态，一种可称之为“莫名的兴奋”，以为政党轮替可以出现在我们最近的邻国，新加坡还会太远吗？长久以来，国内外存有这样的看法，新加坡一天没有出现政党轮替，就一天算不上真正的民主政治。西方媒体认为新加坡没有两党政治，便是一个独裁专政的国家。部分对人民行动党某些政策心存不满或是怨恨的人，他们纯粹是希望看到这个执政了59年的老牌政党下台，而非理性的考量。
另一种心态是基于政治现实的反思：在一人一票制度下，一个政党不可能永远执政。事实上，在李光耀时代，这个问题便已提了出来，人民行动党还能在位多久，20年？15年？执政党的自我反思，也是一重自我警惕。
民粹主义浪潮对新加坡政治的冲击还未真正凸显出来，主要是政治领导人对于着眼长远利益，短期却不受欢迎的政策还能尽其可能去解释，尽可能去说服。李显龙总理日前在国会参加政府施政方针辩论时，总结马国大选给新加坡的启示。他说，马国前任政府三年前实施的消费税，引起许多人民的不满，并非是因消费税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相反地，从经济角度来看，消费税其实比销售税更好。“但从政治层面来看，马国人民将消费税与对前任政府的其他不满挂钩，拒绝接受政府的解释和劝说。”他说，政府必须让人民相信提高税收是必要的，而选民是否接受不仅取决于论据，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也非常重要。
纳吉政府任内因种种贪腐问题，失去人民的信任，任何施政的动机和正当性都会受人怀疑。新加坡把此次马国大选当作前车之鉴：政府一旦失去人民信任，就难以治理国家，也不敢作出必要但艰难的决定。
归根究底，政党轮替可能不可能，最大因素还是看执政党本身。权力带来腐化，也带来傲慢。老牌执政党必须慎之戒之，
马哈迪在胜选之后便即刻兑现竞选诺言，宣布取消消费税。他说，马来西亚政府有足够的国家收入，不需要消费税。可是过后他又批评，纳吉政府举债过重。林冠英被委任为财政部长之后，迫不及待跟各部门的领导开会，他说，他这几天查看国家财务记录时“忍不住叹息”，要恢复国家财政是“不简单任务”，这都显示马国国家财务问题重重，跟马哈迪的“国家有足够的收入”的轻松说法前后矛盾。
日本自民党在1955年组成日本第一个保守政府，直到1993年败选下台，结束了保持长达38年的一党独大局面。日本的第一次政党轮替，给新加坡执政党的震撼不小，因为人民行动党进入1990年代后，对日本的政治模式很感兴趣，一个“万年执政党”身边围绕着几个“万年在野党”的日本模式，给新加坡很大的灵感。台湾老牌国民党在2000年下台，迎来第一次政党轮替，给新加坡再一次不小的震撼。
近日，国会就总统施政方针的辩论，恰逢马国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相信执政党议员在国会发言时心头震荡未减。在一人一票的制度下，一个好政府也有随时被取代的可能性。讽刺的是，就因为国家治理得好，让两党制的拥趸以为谁起来当政府都一样，“自动导航”（auto-pilot）的理论加上民粹主义的诱惑，政党轮替可以在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一夜成真。
邱吉尔说过：“据说民主制度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其他先后试行过的种种形式之外……”（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ose other forms that have been tried from time to time.…）民主制度存有缺陷，各国的民主制度也不尽相同。新加坡曾为一人一票机制引进新的元素，非选区议员（1984年）、官委议员（1990年）的实施，在于为 “新加坡式一党专政”增添一点柔和感觉，就像洗衣服时在洗衣机里加入柔软剂一样。
一人一票制的内在缺陷和民粹主义的兴起，给我们的启示是，新加坡跟世上任何实施“最糟糕的政府形式”的国家一样，并没有政党轮替的先天免疫力。因此，执政党在位越久，越须要常抱谦虚的态度，以及维持对任何民怨的高度敏感。也正因为民主制度的先天缺陷，领导人的才干和品格要求便成为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
此外，有系统的政党领导的新陈代谢，能防止政党的老化和墨守成规；执政党领导不眷恋权位，以栽培和提拔接班人为己任，才能使老政党常新，跟上时代的发展，降低被其他政党替代的风险。马来西亚的政党轮替在新加坡政治上造成一定的震撼是一件好事，民主选举给予的教训是，选民对政府的信任并非毫无保留的忠诚，政府在任何时候都要靠政绩和从政者的献身精神去争取。
（作者是本报特约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