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其他国家，大概没有一个政府敢于谈部长薪金课题，更不敢给部长像新加坡一样可观的薪金。因为这是一个禁忌，是政治不正确的。大家所持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从政应该是一种志业，不是职业，所以，部长拿低薪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什么从政或当部长，就得拿低薪呢？再者，什么是高薪，什么是低薪？到底该拿怎样的薪金才算合理？所谓合理的薪金又是依据什么来算的？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都没有被好好的讨论。大家只是一口咬定，部长不可以拿高薪。随便在网上做个什么调查，大概结果都是一样。
由于有这种普遍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因此，部长薪金成了敏感和情绪化的课题，往往得不到平心静气的讨论。一般的从政者为了政治正确，也从来不敢谈这个课题，以免一下子被人打上势利眼或是“自肥”的标签。不过，奇怪的是，对于其他行业，人们却完全可以接受以高薪吸引人才的做法。
去年，本地的十大“打工皇帝”中，创业公司（Venture）主席兼执行总裁王玉强的年薪是1202万元，星展集团总裁高博德（Piyush Gupta）1026万元，华侨银行（OCBC）行政总裁钱乃骥969万元，大华银行（UOB）总裁黄一宗938万元，吉宝企业（Keppel Corp）总裁卢振华668万元，凯德集团（CapitaLand）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林明彦602万元。
这些人打理一家私企或政联公司，年薪都比李显龙总理的220万元高出数倍。而很多国人还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前总理，现在的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是没有拿薪水的“政治义工”，免费为政府服务。
平心而论，打理一个国家和打理一家公司简直不能相提并论。以一个银行总裁来说，他的责任是确保银行业务良好，不会发生挤兑，而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则需要能做到确保国家货币不会贬值，人民的储蓄和国家的储备价值有保障，经济要发展，就业要充分，还有卫生、教育、国防等等，责任之大是任何一个企业所难以比拟的。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一个能出类拔萃的人才，在我们这个讲究唯才是用的社会里，不管是身在什么行业，都不太可能拿低薪。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些才俊之士宁可抛弃高薪的工作而投身社会福利志业。但问题是他们对政治有兴趣吗？
那为什么有本事打理公司就可以拿高薪，有本事治理国家却不可以拿相应的报酬？无他，就是因为我们多数人都有投身政治就该做出牺牲这一先入为主的观念。既然如此吃力不讨好，很多人干脆也就对从政退避三舍了。从政这么麻烦，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要牺牲，还要挨骂，如果你家有个能干成才的孩子，你还会鼓励他（她）去从政吗？
更糟糕的，也是更加令人忧心的是，网络和社交媒体大举丑化政治，致使现在我们的政治似乎也开始被污名化了。9月22日《联合早报》的一则报道说，有家咨询公司作了一项对象1000个人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部长现在的薪金太高，也有高达67%觉得担任公职是为国服务，部长应该接受较低的薪水。这项调查也显示，律师、政治人物和银行从业员被视为最势利（snobbish）的群体。在充满负能量的网络世界做这样的调查，会得到怎样的结果不言而喻。
政治被污名化的结果之所以堪忧，是因为这会增加“推力因素”（push factors），使到更多年轻有为之士视政治为畏途。这其实正是许多民主国家所面对的政治现实和窘境。你说美国没有最好的治国人才吗，为什么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就因为政治被污名化，并进而陷入乱象，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政治圈越是肮脏混乱，就越难吸引好人参政。人们会觉得，何苦去趟浑水呢？这一来，就会出现一种恶性循环，好人退避，政客进场，政治的浑水越来越脏，管理国家大事变成次要，结党营私，争权夺利，通过权力寻租以中饱私囊，则成了政客们的优先事项。
我们应该避免不知不觉间走上这样一条滑坡路。这不是说部长薪金课题不能讨论，而是说要理性讨论，有理有据的讨论，实事求是的讨论。不要因为一个部长薪金课题就把新加坡政治一把抹黑。因为，政治是新加坡发展的主心骨，小小新加坡过去50多年来的发展，靠的正是政府治理有方，政治稳定，而政府之所以有这样的执政力，则是因为不管是内阁还是公共行政部门，都能吸引足够的优秀人才，凝聚成一支有效的执政团队。
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如何确保我们始终有一支强大的治国团队。部长薪金只是这个大课题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应怎样理性讨论部长薪金课题呢？愚以为最好就是就事论事，从新加坡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新加坡，不管是做什么事，实行什么政策，都要有理有据。比如，我们的电费、水费、公交车费等等，都有一个可以依据的计算方程式，我们要讨论这些收费的正当与否，最好就是先看看计算的方程式是否合理。
同样的，部长薪金也是依据一个既定方程式来计算的，并不是凭空乱定。可以商榷的是，这个计算程式是否定得合理？或者，还有什么可以改进之处？
始于李光耀资政和吴作栋总理时代的方程式，在2012年通过一个以余福金为首的委员会重新检讨后作了修改，新基准是依据本地收入最高的首1000人，取其收入中位数（median），再折扣40%（折扣四成的寓意是从政得做出牺牲）。这样计算下来，一个初级部长年薪定为110万元，总理则加倍为220万元。部长实际所得，还得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表现，以及低收入阶层薪金是否有改善等指标。
如果你认为这个计算法不合理，那怎样才合理？能提出具体建议是最理想的，否则也应避免一味纯作于事无补的情绪发泄。
了解部长薪金课题的缘起也许是必要的。最早看到问题的人是建国总理李光耀。在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自主和反腐败政府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不少有志的年轻才俊投身政治，这是时代的召唤，政治精英也自然地涌现。但一进入稳定发展期后，一切就改变了。革命的热情必然的消退，个人的事业也必然的重新占据优先地位。这个时候，革命一代老了，政治领导层需要接班人，但去哪里找呢？
这就像是一家企业的创办人到了晚年，必然的要面对寻找接班人的问题，而接班人未必就自然地出现在他面前。这时，企业可以重金吸引人才，甚至到世界其他地方物色人才。但政府却碍于前面所说种种不能这么做。
当经济发展到了空前蓬勃的时候，私人企业界制造了许多高薪的职位，全球化更加剧了人才的流动性，政府不得不调高公务员的薪金，和企业界竞争人才，但这种做法却不能用到政治上。我们读李光耀自传，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对他产生极大的困扰。提出调整部长薪金，也只是想减少一点延揽人才的阻力而已。
开始时，他还可以发挥个人的影响力，动之以情，说之以理，劝服一些人才如韩瑞生（曾当过财政部长）加入内阁，但渐渐的，越来越多人说不，毕竟投身政治是有风险的，成了公众人物，也少了个人隐私，还得蒙受收入损失（一般三十几岁的人都处于事业上升阶段），怎比得上呆在私企或当政府部门高管稳当舒心？而吴作栋总理时期，在吸引部长人才方面显然面对更大的困难。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一个能出类拔萃的人才，在我们这个讲究唯才是用的社会里，不管是身在什么行业，都不太可能拿低薪。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有些才俊之士宁可抛弃高薪的工作而投身社会福利志业。但问题是他们对政治有兴趣吗？
其实，即使是百万年薪，也无法吸引很多人，主要是因为从政要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即便薪金上有所弥补，很多有潜质的在私人企业界执牛耳的人被部长请去喝茶，思之再三还是打了退堂鼓。想想，如果你是在那个治理国家的位置，你会怎么做？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