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和西方的相比有何特点？这种中西对比可以从两条不同的思路来进行。一是首先总结西方大学的特点，然后用这些特点来衡量中国大学，看中国大学是否有这些特点，或者在这些特点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是用“西方眼镜”来看中国。另外一种思路是相反的，首先总结中国大学的特点，然后用这些特点来衡量西方的大学，看西方大学在这些特点上的表现如何，这是用“中国眼镜”来看西方。
第一种思路须注意的是西方大学并无统一模式，正如西方的资本主义并无统一模式一样。例如，美国大学具有独立、多元、竞争、开放等特点，但欧洲大学，尤其是在政府对大学控制力度更大的国家，在这些特点上的表现就远不如美国大学，却在追求平等等方面超过美国大学。就大学与政府的关系而言，中国大学更像欧洲一些国家的大学，和美国大学截然不同。
随着新自由主义之风刮进各国的高教领域，不少国家都尝试向美国学习，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大学，然后采取各种改革措施，试图让本国大学也发展出美国大学的特点。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都把“美国化”作为大学改革的目标。这种“美国化”的改革往往遭到大学教师和学生的抵制，不仅因为它伤害了很多师生的利益，也因为他们对大学功能的设想与美国不同。在他们眼里，一味“美国化”是一种失去自己国家主体性的冒险行为，最后的结果往往得不偿失。
中国人对美国的羡慕也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也期望中国大学朝着“美国化”的方向改革，热衷于用美国大学的特点来衡量中国大学，发现了很多美国大学具有而中国大学缺乏的特点。这种对比当然有助于了解中美大学之间的差异，但要了解中国大学为何缺乏美国大学的很多特点，以及要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大学在哪些方面不可能变得像美国大学，我们就必须先放下“美国眼镜”，戴上“中国眼镜”，努力了解在中国这片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大学的运行规律。
中国大学的政治化
笔者观察到中国大学主要受到四种力量的影响，分别是政治化、行政化、专业化和商业化力量。这四种力量型塑大学作为一个组织的行为，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教师的个体行为。中国大学因为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部门，是政府实现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正如政府其他部门一样，政治化不可避免地成为保证大学符合政府心意的重要手段。政治化的目标是实现意识形态上的忠诚与统一，是“又红又专”中红的部分。中共党组织是大学中政治化的主要力量，通过各种学习、会议、活动、谈话等，进行教育、奖励和处罚，影响大学师生的行为。
中共建国以来，大学政治化程度的强弱并非一成不变，其变化基本上由中央自上而下推动的力度决定，大学主动政治化的情况比较少见，这反映了大学内部其实对政治化并无自发的兴趣。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学普遍高度政治化，“又红又专”甚至变成了“只红不专”；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80年代，大学曾经历过几年的“去政治化”；进入90年代后，大学政治化开始重新加强；21世纪后大学的兴趣集中在专业化、商业化和各种对行政化的改革，政治化曾相对低调；随着新的国家领导核心的确立，大学政治化掀起了新高潮。大学提高了对教师，尤其是中共党员教师的政治纪律要求，对学生的政治教育更加认真严格，某些学科中的西方教材被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得到加强，以国家最高领导人命名的研究机构大量涌现，对各种学术活动的政治审查也更加细致严密，符合政治化口味的学术作品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大学老师的书写风格都出现了政治化倾向。
中国大学的行政化
作为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如果说大学政治化不可避免，那大学行政化也是如此。国家机器毕竟以行政化方式运行，作为这台机器上的一个重要零件，很难想象大学能够摆脱行政化的运作方式。行政化，或者说官僚化，是政府部门的主要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重点本来在于以严格的程序和规则，来保证上级意图和政策的逐级实现。在商业管理主义的影响下，行政化越来越注重管理的效率和成果，各种各样的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简称KPI）被发明出来衡量行政化管理的业绩。
因此，行政化的目标已经不仅是组织的稳定和秩序，更重要的是管理效率和成果。对效率和成果的要求，从校到院系最后压到成果的生产者——教师身上。大学行政人员通过严密的业绩考核机制，来保证教师不断生产出符合学校需要的成果。就业绩考核机制的定量化和公式化程度来讲，中国大学应该是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套考核机制当然也可以加入政治化的指标，从而也成为政治化的有效工具。
行政化力量的一只手在努力推动大学教师多干活，另一只手则拼命为学校争取各种资源，并在校内分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激励教师多干活。因为大多数教师都能满足业绩考核的基本要求，所以惩罚并不适用于多数教师，对多数教师的激励必须依靠物质和名誉方面的奖励。
中国高教领域形形色色、层出不穷、各种级别和类型的奖励，都是行政化力量激励老师的利器，其数量、类型和奖励数额之多，在世界高教领域应该也是遥遥领先的。基本工资不高的大学教师如果想大幅提高收入，不得不追求这些奖励。仅就笔者所知，举几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例子，如中央和各省市提供的各种“冠名学者”称号、有的大学会奖励在《人民日报》上发文的教师每次几万元人民币、得到省部级领导批示的报告，在业绩考核中的权重相当于一部20万字的专著、拿到国家级课题才有资格评副教授等等。
因为行政化力量为教师提供了大量资源，所以多数教师不会公开反对行政化，只是按照行政化制定的规则努力争取最大利益。少数教师还会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行政化力量中的一员。当然也有极少数教师拒绝这套规则，自愿被边缘化。行政化力量包括大学的行政管理部门和各院系的行政管理人员。
行政体系吸纳了许多精英教师，尤其是学术精英，成为其中一员来管理其他教师，这是行政化能够在中国大学里长期保持合法性的重要原因。这些具有行政身份的学术精英不但具有学术能力，了解中国的学术和行政规则，而且了解大学教师的处境和心理，所以他们参与制定的各种管理规定更容易被教师所接受，他们各自所带领的学术和行政团队成为行政化的重要获益者，并因此支持行政化，通过行政身份与学者身份互相加持，而快速获得各种资源的职业发展道路，也成为很多教师努力的方向。
中国大学的专业化和商业化
行政化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学术专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值得辩论的问题。行政化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推动学术专业化，使用管理主义“称斤论两”式的严密奖惩机制，打破了原来的“大锅饭”，确实能够激励很多教师产出更多成果。关键是成果数量的提高，是否代表学术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所谓专业化，是指按照本学科公认的方法和规则，来培养学生及进行学术研究，而对教学和研究成果专业化程度和质量的评价，也需要本学科同行按照公认的评价规则来进行。说到底，学术专业化是学术共同体自己的事情，某一学科的教学与科研的专业化程度，由该学科教师的专业化程度和该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体系来决定。
整体来看，中国大学的学术专业化程度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各领域，通常存在全球公认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中国大学的科技成果，例如国际承认的专利、发明数量和国际英文期刊上的发文量，都快速上升至世界领先地位。社会科学各领域则不同，因为中国大学虽然也在社科领域推动西方式的学术专业化，并且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英文期刊上，但国内在评价标准和评价规则方面仍然保留了很多中国特色，使得各种不符合西方主流评价标准的研究成果，也可能在国内获得很高的评价。
近年来，大学政治化对专业化也有影响，有的大学开始降低西方英文期刊在社科成果评价体系中的地位，有的大学开始提高符合政府需要的成果的地位，如智库成果的地位在越来越多的大学得到提升。
大学商业化是指大学利用一部分人力和其他资源，通过提供有偿服务来从事盈利活动，这曾是社会激烈批评的现象。随着“商业社会”在中国扩张，社会逐渐对各行各业商业化的现象熟视无睹，大学商业化也不再成为众矢之的，商业化思维已经成了大学的主要思维模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大学逐渐变成追求物质和名誉资源最大化的事业单位，教师变成明码标价的资源，能够为学校带来更多资源的教师则成为各大学争夺的紧俏商品。
这些教师也往往待价而沽，寻找出价更高的买家。更重要的是，商业化思维已经渗透到教师的科研、教学等各工作领域：选择成本更小收益更高的研究项目、把自己主持的学术团体改造为老板—雇工关系、和商人一样建立广泛的关系网来提高自己的潜在价值和“变现能力”等等。
中国大学就是在政治化、行政化、专业化和商业化四种力量鞭策下飞奔的骏马，但因为这四种力量的目标常常冲突，所以也是它们互相博弈的竞技场。以学术专业化为信仰的大学教师当然会对其他“三化”不满，但多数教师却能够在四化中为自己找到平衡点，有的甚至能够巧妙地整合“四化”力量，成为横跨政治、行政、专业和商业等多领域的精英。篇幅所限，本文无法用中国大学的“四化”来对比西方大学，但简略来说，西方大学同样受这“四化”的影响，只不过每一“化”的具体内容和中国大学相比有同也有异。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