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和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共同获得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罗默的获奖理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说他“将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学分析”。对罗默长达30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及其理论成果，这一结论应当是中肯评价。


早在芝加哥大学读博士学位时，罗默就开始了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博士毕业三年后，罗默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收益递增与长期增长》的论文，正式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


与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莫里斯·斯科特的资本投资率理论一起，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后来被冠上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统一称谓。不过，卢卡斯早在1995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罗默直到今日才登上诺奖领奖台，只能算是大器晚成，日久弥新的常理也在罗默身上得到了最好的映证。


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奖词所言，内生增长理论是“踩”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肩膀”上的新认识。对此，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判识：内生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局限性的突破或者补充。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于二战后提出，因此也称“索洛模型”。


该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的函数中主要有资本与劳动两个生产要素，经济体可以通过资本（如机器和基建）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但在没有“技术”的情况下，投入规模与产出不一定会同比增长，甚至当投入到了一定值的时候，产出还会下降，也就是经济学中的“边际递减规律”。因此，索洛认为，经济要得到长期持续增长，唯一的假设只能是：随着时间发展，技术进步让劳动力变得越来越高产。


显然，在索洛的眼中，技术只是相对于劳动来说的外在力量，这样，“索洛模型”也被称为“外生增长模型”。由于“在研究产生经济增长与福利增加的因素方面所作出的特殊贡献”，索洛获得了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如同许多经济学家那样，索洛也清楚地发现“二战”以后不同经济体的不同经济表现，比如发达经济国家增长步伐较快，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有了好的起步，同时也有一些经济体仍处泥潭。在索洛看来，经济体无论从何状态开始发展，其必然经过一条从加速增长到逐渐放缓、再到趋向稳态发展的基本路径；而技术进步是唯一能够推进人均产出永久增长、推动稳态向新稳态发展的外生因素，或者说是使得不同经济体产生增长差异的唯一外在力量。但是，技术又是如何发生的，索洛没有给出答案。


国家经济增长差异的轮廓到了1980年代演绎得更加分明，罗默甚至看到不同经济体的人均GDP相差10%的巨大鸿沟。在他看来，如果仅仅将技术变化看做是一种参数，即一种外部因素而非自变量，是很难解释这种长期增长差异趋势的。为此，罗默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要素，完整地导入到经济和技术体系之内，使其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由此形成了除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的资本和劳动之外，再加上了人力资本和新思想的经济增长“四要素”理论，罗默将后两种要素称为“创意”。


“创意”是怎么产生的？在罗默看来，技术进步并不是像“索罗模型”所假设的那样仅仅来自外部，而是市场中有目的活动的自我创造的。罗默认为，创意产生的初始成本一般会很高，但后期重复这项操作的边际成本可能很低。因此，创意往往会与市场力量齐头并进——市场力量保证了一个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使得公司不仅可以收回初始的固定成本，还能获得垄断利润，而这正是刺激市场研发的动力。


不仅如此，创意还具有竞争性特征，一种创意可以用技术手段（如加密）或专利法来阻止其他用户使用，而也正是这种排他性特征，进一步刺激了市场中“创新理念”的不断产生。看得出，在罗默的视野中，创意主要来自企业或市场的自我追求，这种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力量自然就具有内生性特征。罗默的经济增长模型也就被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在确定了知识是经济增长内生力量地位的基础上，罗默认为，由知识所推动的增长，不同于由物质与劳动积累所推动的增长，它不必经历边际收益递减，相反随着时间推移可以获得规模报酬递增，也就是维系经济增长的持久性。对此，罗默创立了收益递增的经济模型：Qi=F(KiKXi)，其中Qi 表示i企业的产出水平，F表示一切企业的连续微分生产函数；Ki表示i企业生产某商品的专业化知识；K表示一切企业都可使用的一般知识；Xi 表示i企业的物质资本和劳动等追加生产要素的总和。


在上述模型中，罗默将知识划分为一般知识与专业知识，并认为一般知识可使全社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而专业知识（某种程度上可以等于“创意”）则会给个别企业带来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又成为个别企业对新产品进行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这是一种投资与知识互为促进的良性循环。


此外，罗默还认为，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要素，知识积累不仅本身可产生递增收益，而且还可以使资本与劳动等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从全社会看，不仅个别企业收益递增，还会使全社会收益递增。因此，知识积累可以实现总产出的规模收益递增，这也就是经济增长长期均衡稳定增长的保证与主要源泉。在罗默看来，知识积累率的高低和由此而产生的要素收益率差异，是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存在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


围绕着如何运用知识来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这个最基本的主旨，罗默还深刻认识到了技术创新的“外部性”。一方面，罗默承认不受监管的市场可以产生技术变革，但由此导致的垄断力量也会在形成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中消灭了太多现存的公司，因此，技术变革可能是低效的；另一方面，技术创新可能会加强社会层面有害的技术，比如使化石燃料过度开采和使用，从而破坏环境；再者，通常情况下市场不会把创新的全部收益都赐给新知识的创造者作为回报，而是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益处。这就意味着创造者的回报是有限的，后续研发项目的投入也是不足的。


罗默强调，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精心设计的政府干预手段，比如研发补助和专利管理（给予研发者一些专利权，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限制这些权利）；而且罗默认为，“看不见的手”对经济长期增长极为重要。


罗默认为，由于知识的高流动性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点，以技术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政策不应局限于国与国，还需要全球性的协议和合作。为此他强调国际自由贸易能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并使全球总产出水平提高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日前召开的记者会上，罗默明确表示“必须铭记在心的是全球化并不是单纯的货物交易，而是创意的共享”，而且强调通过“共享创意和我们学到的新知识”来推动技术创新，才是全球化的真正含义。


显然，罗默的思想与主张似乎与特朗普的认知有些格格不入，对于罗默获得诺奖，特朗普可能丝毫也不会上心。但是，真理的话语权绝非仅掌控在政治强人的手中，文明与野蛮的较量，理性与鲁莽的博弈，包容与狭隘的对弈，究竟最终谁是谁非与谁胜谁负，只能交给历史与时间去作答。


（作者是中国市场学会理事，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学教授，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