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的慈善组织乐施会(Oxfam)与发展融资国际组织(Development Finance International)上周公布2018年指数排行榜,评估了各国为减少社会不平等投入多少资源(Commitment to Reducing Inequality,简称CRI)。新加坡在缩小贫困差距和减低社会不平等方面表现欠佳,在157个国家中,新加坡的整体排名倒数第九。


在CRI排名榜上高居前五的丹麦、德国、芬兰、奥地利和挪威,基本上是穷人占少数的富裕社会。日本是表现最佳的亚太国家,排名11。新加坡表现差的原因包括最高收入者的税率顶限偏低、没有普遍实施最低工资制、劳工权益方面表现欠佳等。报告也认为,新加坡的公共社会开支偏低,仅动用预算中的39%作为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上的开支(比泰国和韩国的50%少了许多)。


这个“倒数第九”的排名叫新加坡政府震惊,民间也感到困惑。过去十多年来,新加坡的确针对了贫困差距的问题做了许多工作,如全面分享国家经济增长果实、扶持贫困与弱势者、避免贫困子弟的成长输在起跑线上等等。我们每年都要从政治领袖在不同场合的讲话听上好几回,已经耳熟能详了,政府的话也落实到政策上。但新加坡竟然还落得跟孟加拉、海地、尼日利亚、老挝等极穷国家混在同一个组群内的地步,到底是怎么搞的?政府的心情,估计只有古时候那些很用功读书却考试落第的读书人才可以理解。


这个叫新加坡吃不消的CRI排行榜,有明显的以偏概全的毛病。但乐施会与发展融资国际组织在国际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组织(尽管乐施会最近传出员工性丑闻),该项评比结果,事实上是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应付贫富差距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对策;而他们的对策由于有其普遍性,于是成了一种衡量贫富差距的标准。如造成贫富差距问题的第一号“罪魁祸首”,肯定就是社会中的富人,而国家越穷,富人的富有程度就越难以想象。富人用钱买到更多特权,他们也变得更为嚣张,社会上也自然引发了仇富心态。于是,治贫富差距就要对付富人。


乐施会上个周一发表的年度报告就不客气地剑指全世界的富人,报告说;“去年世界创造的财富有82%落入最富裕的1%人口手中,而半数最贫穷的37亿人财富却分文未增。”自2010年以来,亿万富翁的财富增长速度比普通员工高出六倍。全球五大时尚品牌的执行长在短短四天内,“就可赚进孟加拉制衣厂工人劳碌一辈子所能挣到的钱”。


乐施会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来改善收入不平等现象,包括限制企业股东与高层的回报、缩小收入上的性别差距、打击避税,以及增加卫生与教育开支。其言外之意是,要治贫富差距,税务政策上就要“劫富济贫”,向富人和高收入者抽重税,让穷人享受到更多福利,在医疗和教育上作出更多的投入。新加坡的公共社会开支偏低,尤其是在医疗上的投入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6%,于是乎,一比较之下,新加坡就不及格了,而且是严重的不及格。


冷静的看一下,CRI的评比标准其实正好反映出新加坡治贫富差距有自己的一套做法。新加坡欢迎富人,也在税务上吸引富人前来定居。新加坡的个人所得税偏低,既不惩罚高收入者,也奖励人们发挥勤奋工作的精神,完全无须缴税者几乎达人口的一半。


另一方面,上周在峇厘岛举行的第三届人力资本峰会上,主办当局世界银行发布首份“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报告,把新加坡评为全球第一,称许“新加坡政府以有效的方式把资源投入教育和医疗保健”,新加坡在这两个领域的投入相对低,效果却很显著,人力资本指数达到88。


这个指数概念是说“今天在新加坡出生的孩子若得到全面的教育,身体也健全,在成年之后的生产力可高达潜能的88%。”人力资本指数是以五个指标计算,即出生后可活到五岁的概率、受教育年数、学术测试、成人存活率,以及发育不健全的概率。这个评比从更深入的角度。突出了新加坡在培养国民素质和照顾国民健康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说,很多国家的医疗护理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很高,新加坡投入这样的资源(仅占GDP的4.6%),却能有这般成果,令他惊叹。


一个国家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入怎么样才算高,才算合理,CRI和人力资本指数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CRI只看投入的数据,人力资本指数则重视产出的效果,给新加坡的排名天渊之别。


新加坡在医疗领域的投入虽然在GDP中的占比不高,却取得很高的效果,但这也似乎意味着,新加坡在医疗领域的投入还有提高的空间,即使略微提高到5%,化为投资金额也是不小的数目,可以进一步加强医疗领域的服务水平。


一个可以明显加强投资的方向是,扩充医生和护理人员,减轻前线医疗和护理人员的工作压力,这完全符合公众利益。《联合早报》副刊近日的一篇专题报道“助医疗工作者走出职业倦怠”,就突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医疗界现象。去年,研究人员针对本地三家政府医院的500名住院医生进行调查时发现,高达八成的住院医生说他们感到情绪疲惫,毫无个人成就感等等。这些是“倦怠”的症状,其他特征包括情绪衰竭、自我感丧失、愤世嫉俗,以及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失去使命感。医疗和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足以影响医疗投入所取得的效果,不能不正视之。


正当新加坡社会在加速老龄化的时候,医疗领域的开支增长是必然的。乐施会只看投入数据的评比,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其鞭策作用,“倒数第九”对新加坡则是一种提醒。新加坡政府办事重视效果,医疗领域的投入若是增加,我们有信心投资效果会更好,国人的整体幸福指数也会跟着提高。


(作者是《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